政治立場不過是群體認同的延伸?《善惡》深度解析脆弱的意識型態如何被操控
你是否相信自己的政治立場是經過深思熟慮後的選擇?根據《善惡》所引用的心理實驗,事實可能恰好相反。研究顯示,我們的政治信念其實非常容易被操弄與扭曲,甚至能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為完全相反的立場辯護...
塔雷伯生於黎巴嫩,他的外祖父是黎巴嫩的前副總理。15歲時,他因涉嫌在一次學生暴動中,對警察扔水泥塊而入獄。塔雷伯在華頓商學院就讀期間,他第一次學到選擇權,他發現選擇權有一個奇妙的特色,從此愛上這種東西。
塔雷伯的早年生活,幾乎沒有跡象顯示他日後會成為華爾街的衍生性商品交易員、暢銷書作家、在世界各地飛來飛去的名人。
1960年,塔雷伯生於黎巴嫩的艾姆雲(Amioun),那是貝魯特北方一個偏遠小鎮,居民的主要信仰是希臘東正教。他年少時很叛逆,強烈反對周遭隨處可見對奢侈與財富的浮華追求。15歲時,他因涉嫌在一次學生暴動中,對警察扔水泥塊而入獄。一位同學在混亂中不幸命喪槍下。
同年,也就是1975年,內戰爆發,家族的許多土地在戰亂中遭到摧毀,包括他們的家園。他的外祖父是黎巴嫩的前副總理福阿德.尼古拉斯.霍頌(Fouad Nicholas Ghosn)。霍頌逃離了黎巴嫩,住進雅典一間破舊的公寓。一位朋友在玩俄羅斯輪盤賭博時自殺了,這個早年事件讓他明白機率的可怕危險。
為了遠離暴力,塔雷伯逃離了黎巴嫩,前往巴黎大學學習數學與經濟學。隨後,他移居美國,在全球數一數二的賓州大學華頓商學院取得工商管理碩士學位,也遠離貝魯特的致命街道。塔雷伯在華頓商學院接觸到許多來自全球大公司的執行長,他們的膚淺與自以為是令他震驚。他暗自懷疑,他們對自家公司的真實情況,其實一無所知。
在華頓商學院的自助餐廳裡,外國學生聚集在一張餐桌邊。其中一名學生是英國腔很濃的斯里蘭卡人拉傑.拉賈拉特南(Raj Rajaratnam)。他給塔雷伯留下的印象是,他很擅長電腦,但永遠不會大富大貴。拉賈拉特南後來在紐約創立避險基金帆船集團(Galleon Group),確實變得非常富有,但於2009年因內線交易而遭到聯邦調查局(FBI)逮捕。
塔雷伯在華頓商學院第一次學到選擇權,從此愛上這種東西。他發現選擇權有一個奇妙的特色:它們是非線性的。某些交易的可能獲利,似乎與你承擔的風險(你為合約支付的一、兩美元)相去甚遠。風險完全是由選擇權的賣家承擔,買家頂多只冒著損失一、兩塊錢的風險。塔雷伯認為,最妙的是那種以極不可能發生的事件為標的的選擇權,例如擾亂市場或導致公司破產的大崩盤。那種選擇非常便宜,它們的賣家似乎覺得明天會與今天一樣。塔雷伯知道那是愚蠢的賭注。
他從華頓商學院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信孚銀行(Bankers Trust),這家公司在華爾街日益以大膽、敢於冒險的做法著稱,裡面雇用了一群熱衷於衍生性商品的計量交易員。後來,他轉到法商東方匯理銀行(bank Indosuez)做匯率選擇權交易(匯率選擇權是讓持有者有權以固定匯率買賣一種貨幣)。那時他第一次遇到好運降臨。1985年,9月22日,所謂的G5國家(美、英、法、德、日)簽署《廣場協議》(Plaza Accord)。該協議的目的,是為了壓低美元對日元與德國馬克的匯率,以減少美國的貿易逆差。塔雷伯本來就一直大買特買便宜的匯率選擇權,這時那些選擇權的價值突然飆漲,他全憑運氣撈了一票。
塔雷伯的老闆開始稱他是「選擇權界的鮑比.費雪(Bobby Fischer)」,把他與布魯克林的西洋棋神童相提並論。費雪29歲時因贏得世界冠軍而成為媒體焦點,並創下與世界頂尖的西洋棋大師對奕連贏二十場的非凡成績。塔雷伯的交易獲利極其可觀(試想,五百美元的部位突然變成兩百萬美元),連公司的電腦也無法計算其獲利。東方匯理銀行的法國高層對此產生疑慮,特地派一組人員來美國查帳。每次他們預計進入交易廳時,塔雷伯的老闆就會叫他趕緊離開,以免查帳人員盤問他。
26歲時,他加入財力雄厚的第一波士頓投資銀行(First Boston)。他在該公司位於紐約公園大道廣場大樓的交易廳工作,上司是來自布魯克林區的紐約愛爾蘭人鮑爾斯(黑色星期一,那個哀求電腦螢幕上的數字別再變動了的人)。鮑爾斯是個精明的交易員,全憑直覺交易,塔雷伯懷疑他私下搞不好還兼差當黑幫小嘍囉。他向高層解釋交易的方式,很像桑尼.柯里昂(Sonny Corleone)在《教父》中描述的暗殺任務。他常吹噓:「我們做了這個,又做了那個,然後三兩下功夫,就賺翻了。」
就像在東方匯理銀行一樣,塔雷伯開始累積許多非常便宜的歐洲美元價外買權(out-of the-money call options)。「價外」意指塔雷伯當時無法從選擇權中獲利,因為歐洲美元合約的履約價格比標的現價還高。那是一種奇怪的交易,無法為公司提供穩定的獲利。某天,鮑爾斯把他叫進辦公室,遞給他一份策略清單,上面顯示歐洲美元下跌的日子遠多於上漲的日子。塔雷伯面無表情地把報紙拿到鮑爾斯的面前,慢慢地從中間撕下來,然後就走出辦公室。他沒有因此被解雇,之後鮑爾斯也沒再管他了。幸好,他繼續買入歐洲美元,那些投資部位在1987年十月的崩盤中大賺了一筆。那次獲利為塔雷伯帶來可觀的收入,他喜歡稱之為「去你媽的資金」(fuck you money),換句話說,就是自由。
1991年,塔雷伯在一家瑞士銀行工作幾年後,開始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從事場內交易。他想學習公開喊價場內交易的神祕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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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雷伯凝視著眼前一片混亂的景象,場內交易員瘋狂地比著誇張的手勢,揮舞著手臂,大吼大叫,他開始對自己喉嚨緊繃的奇怪感覺感到不解。
但一瞬間他突然懂了。有一個交易員把手勒在他的脖子上,他努力想要掙脫那雙手,這時四名警衛連忙衝了過來。原來,他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在競爭對手的地盤上徘徊—這在競爭激烈的交易廳裡是不可原諒的錯誤。警衛把對方拖走時,塔雷伯從震驚中恢復了過來,心想:「我恨透這個該死的地方了。」
但他也很喜歡這裡,因為這裡與第一波士頓截然不同。第一波士頓的衍生性商品交易員靜靜地坐在辦公桌前,盯著閃爍的螢幕。這裡的傢伙簡直跟動物一樣,他們可以從眼睛的顫動中感覺到恐懼,他們有敏銳的洞察力。許多人已經相識幾十年了,他們週末聚在後院野餐,摟著妻子,看著孩子玩耍。然而,週一早上,他們又回到激烈的競爭中,有時甚至互掐脖子,激烈地爭奪交易。
塔雷伯剛加入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簡稱為Merc)時,不得不佩戴一張有點丟人的識別證,上面印著「新人」。他進入場內的第一天,一名交易員把他拉到一邊。
「小子,過來一下。你有看到那邊那個傢伙嗎?」
「有。」
「他叫艾德,七年內賺了七百萬美元。」
「喔。」
「但七秒內賠光了一切。好,你可以走了。」
塔雷伯之所以來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是因為他想更了解他在紐約的電腦螢幕上所看到的閃爍價格,是怎麼在場內形成的。他花了約六個月的時間,才學會看懂交易廳裡的價格。他看到像史匹茲納格爾那樣的場內代表,是如何敏銳地觀察場內交易,以辨識較弱的交易對手。接著,他們會集體迅速改變價格動態,突然大幅提高出價或大幅降低出價,以迫使其他交易員賣出或買入。這種活動一局接一局進行,基本上與市場的基本面無關。塔雷伯在加入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最初六個月所學到的市場動態,比他坐在辦公桌前那幾年所學到的還多。
1993年,他離開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接下來那幾年,他從加拿大帝國商業銀行(CIBC Wood Gundy)跳槽到法國巴黎銀行(BNP Paribas),但有件事一直困擾著他。在芝加哥商業交易所做交易需要經常大吼大叫,偶爾也需要與憤怒的場內交易員扭打,對方可能會掐住他的脖子。因此,他一直以為,他的喉嚨就是因為這樣才會老是卡卡的。搬回紐約後,他決定在上東區找一位醫生檢查一下喉嚨。醫生寫好病理報告後,告訴他這個消息。
「情況不像聽起來那麼糟……」
那是喉癌。塔雷伯震驚地走出大樓,步入雨中。就像黑色星期一的晚上一樣,他開始恍惚地在紐約的街道上慢走。不久,他來到一個醫學圖書館前。他翻閱有關喉癌的資訊時,越看越困惑。喉癌通常是由抽菸引起的,塔雷伯又不抽菸。這種癌症常發生在老年人身上,但他才三十幾歲。這並不合理,他的狀況不符合模型,他算是異數,難道他是……黑天鵝嗎?
我們的世界變得更極端了,疫情、氣候變遷...,但市場哀鴻遍野之時,為何卻有一批人大賺其錢?是危機預測奏效,還是背後有什麼獨門的交易策略?
押注災難的陣營,至少出現兩大派別。 其一是以暢銷書《黑天鵝效應》(The Black Swan)作者塔雷伯為首,他們相信人類永遠無法預見大災難的到來;極端事件(即所謂的黑天鵝)是無可避免的,總是令人措手不及;另一個派別是依賴複雜的公式,他們認為迫近的混亂是可偵測的。
到底哪一派是對的?《黑天鵝投資大師們》將層層梳理這個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