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樂觀一點」為何成職場毒藥?當假裝正向淪為情緒勞動,領導者如何用接納真實打破疏離
在追求正面形象的職場文化中,「有毒正能量」正悄悄侵蝕團隊的信任與活力。當同仁神情黯淡或面臨挫折時,主管若只用「打起精神、樂觀一點」草率回應,不僅否定了真實的情緒價值,更會迫使員工投入大量情緒勞動去壓抑痛苦,進而扼殺團隊的創造力與歸屬感。在逆境中盲目維持樂觀,只會讓領導者顯得脫離現實、可信度大打折扣。
在追求正面形象的職場文化中,「有毒正能量」正悄悄侵蝕團隊的信任與活力。當同仁神情黯淡或面臨挫折時,主管若只用「打起精神、樂觀一點」草率回應,不僅否定了真實的情緒價值,更會迫使員工投入大量情緒勞動去壓抑痛苦,進而扼殺團隊的創造力與歸屬感。在逆境中盲目維持樂觀,只會讓領導者顯得脫離現實、可信度大打折扣。
二○二五年九月底,臺北捷運車廂內因博愛座讓位爭端引發的肢體衝突影片瘋傳社群,隨即掀起輿論在「大快人心」與「反對私刑」兩極立場間的激烈論戰與獵巫狂歡。然而,當我們始終停留在「發生了什麼、誰對誰錯」的 What 層次,公眾討論便只會陷入站隊互嗆的情緒迴圈,急著對眼前的火花做出反應,卻看不清背後醞釀衝突的結構與風向。
1974年,一場由政府高層與國際專家參與的早餐會,開啟了台灣半導體產業的發展序幕。美國專家潘文淵提出積體電路技術引進策略,獲得政府支持,並成立TAC顧問團協助規劃與人才培育。從最初的規劃團隊到跨世代的專家投入,這項計畫奠定了台灣積體電路技術的基礎,催生本土與留美返國人才合作的產業奇蹟,最終成就全球矚目的科技成果。
1974年2月,一場7人小組、花了400元的早餐會,開啟了台灣積體電路工業發展的序幕,與會者包括:行政院祕書長費驊、經濟部部長孫運璿、交通部部長高玉樹、電信總局局長方賢齊、電信研究所所長康寶煌、工研院院長王兆振,以及美國無線電公司研究室主任潘文淵。此次早餐會之前,潘文淵已花了2週時間,針對工業現況,在台灣各地訪問,會議中,他提出評估報告:
「台灣目前電子工業的成長相當緩慢,已到了應由勞力密集轉型到技術密集的時候……台灣工廠規模都很小,彼此間也沒有什麼合作關係,政府應該投下人力、資源及金錢,以協助產業升級。」
他也提出積體電路(integrated circuit, IC)是值得發展的一項工業,建議直接從美國引進技術以節省時間、用電子錶做技術載具等策略。在會議中,獲孫部長支持,並決定以1000萬美元,由電信研究所、工研院執行等重大原則。
7月,潘文淵再次返國3週,他住在圓山飯店著手「積體電路規劃草案」;10月,孫運璿赴美,半導體界傑出的7位留美華人,在潘文淵家中正式成立TAC(電子技術顧問委員會)積極協助政府籌畫,包括:撰寫技術合作邀請函、廠商遴選……為避嫌,潘文淵提前自RCA公司退休,妻子也放棄美國的永久教職,支持丈夫「幫助自己祖國」的心願。
TAC第一屆創始委員有7位,包括:潘文淵(召集人)、羅无念、凌宏璋、厲鼎毅、李天培、葛文勳、趙曾珏,成為積體電路技術發展的最佳後盾;隔年,虞華年也加入成為TAC的一員,並於1994年接任潘文淵成為TAC的召集人,此後數十年間,TAC顧問成員雖有更換,服務國家的心志不變,協助台灣產業發展,數十年如一日,不改初衷。
胡定華,當年原本是交通大學電子工程系系主任,聽到工研院要發展積體電路,毛遂自薦加入規劃團隊,成為台灣積體電路工業發展的第一位計畫主持人,從交通大學轉任工研院……
這項在當年訂下宏大目標「建立以積體電路技術為基礎的電子工業」計畫,帶動一個個遠遠超乎預期的成功故事,投入的人才和智慧,跨越了好幾代菁英,有本土培育的人才,也有一波波留美返國的學人。如今,他們多半是台灣科技界的企業家、高階領導人,更建造半導體產業成為國人眼中的「護國神山」,也是全球不可或缺的高科技產業夥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