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隸制度是「高報酬好生意」？計量史學的盲點：為什麼歷史不能只有冷冰冰的迴歸方程式

計量史學的震撼彈：奴隸制度更有效率？

一九五八年發表的〈南北戰爭前的南方奴隸制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Slavery in the Antebellum South），這篇文章可說是計量史學的開山之作，它用整套冷靜的數據分析，挑戰了長久以來人們對奴隸制度的既定理解，你讀了會驚訝，更有可能會產生滿滿的不適感。

人生而平等，因此奴隸制度被視為罪惡的、不道德的，是赤裸裸的壓迫與剝削，這些論點在道德價值上幾乎無可爭辯。

但是這篇由阿爾弗雷德．康拉德（Alfred H. Conrad）與約翰．梅耶（John R. Meyer）共同發表的論文，直接拋棄傳統的道德問題，純粹將奴隸制度採用經濟學的方式進行計算分析：奴隸制度到底是不是一門好生意？計算的過程與結果大致如下：

作者根據棉花價格、土地肥沃與貧瘠度，以及蓄養奴隸的成本，計算出一名男性奴隸一生能創造的產值。結論是平均下來，蓄養一名男性奴隸的投資報酬率為四．五至八％。

如果是在一片肥沃的農場，則可高達一○至一三％。

而女性奴隸自帶資產增值的效益，因為女性奴隸可以生育寶寶。作者將幼奴視為生產品，扣除掉生養成本後，連同幼奴長大後的市場售價進行計算。得到的結果是蓄養一名女性奴隸，如果她生養了五個孩子，加總起來的投資報酬率約為七．一％。

對照當時美國社會平均六％的投資報酬率。顯然的，在當時的美國南方，投資奴隸比把錢存進銀行或投資其他產業更賺錢。因此作者的結論是：南方的奴隸主並不是什麼沒天良的虐待狂，而是極其聰明的資本家，他們透過精確的配置資源以獲取最大利潤。所以正常而言，若沒有南北戰爭的暴發，蓄養奴隸完全合乎經濟理性，蓄奴區可能還會持續擴大。

圖片來源：Library of Congress

也許你讀完以上的文字已經開始感到不舒服，容我再繼續講下去：

一九七四年，羅伯特．福格爾（Robert Fogel）與史丹利．恩格爾（Stanley Engerman）使用了大量的種植園紀錄、人口普查、家庭帳本、市場交易數據，試圖用數據重新檢視美國黑奴制度的經濟結構，寫下了這本計量史學的經典作品《苦難時代：美國黑奴制度經濟學》（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

傳統觀點認為奴隸制度是落後、無效率，而且注定將崩潰的系統。但數據顯示，南方奴隸種植園的生產效率比起北方家庭農場高出三五％。黑奴不像電影演的只會被鞭打。研究資料顯示出南方奴隸制度同時擁有靈活的激勵機制，例如：休假、年終獎金。奴隸主會給予表現傑出的奴隸特別獎勵，對於沒有達到KPI勞動配額的奴隸則施予懲罰。由於有著明確的獎勵機制與處罰並行，讓黑奴成為極有效率的老練勞工。

書中更具爭議的是，對於自由的重新詮釋。

研究指出，美國北方所宣揚的自由價值，對於奴隸來說只是意味著隨時被解雇的自由與挨餓的自由。相比之下，南方奴隸制是終身雇傭制，奴隸主為了保護其資產，也就是奴隸本身，會盡量維持其基本的生存條件。研究發現，當時黑奴的人均熱量攝取皆高於當時北方的白人勞工，黑奴的蛋白質攝取量甚至比當時北方的自由勞工高出一○％。

而奴隸主為了鞏固自己的資產，在黑奴的住房與醫療條件上也努力保持水準。多數奴隸居住的是獨門獨戶的住宅。一旦生病，還能獲得病假。幾乎每個種植園都會配備護理師，負責處理一般疾病與接生工作。

另外，過去的批評常會指出，奴隸交易造成大量家庭破碎、妻離子散。但是作者分析了新奧爾良（New Orleans）的奴隸拍賣紀錄。數據顯示，約有八四％的奴隸是以家庭為單位出售，或是在拍賣後仍然維持家庭完整。作者認為，奴隸主為了穩定生產力，會主動維繫奴隸的家庭結構，使其能專注投入勞動。誰會特意去破壞奴隸的家庭呢？若造成奴隸的反感致使他們怠工或逃亡，這樣才不划算呢！

書中還提到，奴隸主對資產的保護相當理性。對於懷孕的女奴，奴隸主會刻意降低勞動強度，以減少流產風險。這當然並非出於仁慈，而是出於最佳投資策略（optimal investment strategy）。奴隸主追求的是長期獲利，而非榨乾其勞動力，讓奴隸過早死亡。

在這本書的分析框架下，奴隸制度不再是野蠻、落後的壞東西，反而被重新理解為一種符合資本主義理性的高效運作系統。由於福格爾在計量史學和美國奴隸制度做出的傑出成就，他還因此拿到了一九九三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這本書出版後，便引發學界的軒然大波。它採用了極度客觀的數據，卻揭示出一個極度不道德的系統竟然如此有效率。

確實，福格爾的貢獻在於暴露一個讓人不安的事實。那就是制度的道德正當性與經濟效率之間，可能存在著令人尷尬的脫節。當我們揮舞著道德正確、政治正確的大旗，企圖以正義、自由之名摧毀一個既有制度時，若缺乏深思熟慮的善後安排與有效的救濟措施，可能只會創造另一場新的災難。歷史的複雜，往往會打臉那些過度簡化的道德批判。

福格爾曾尖銳地指出：「對於南方奴隸制的傳統解讀，造成的最惡劣後果之一，是讓人們忽視了黑人在南北戰爭後數十年間實際的物質生活狀況。由於過度誇張奴隸制度的惡劣程度，廢除奴隸制之後接踵而來的一連串問題，反而被誤認為是終結奴隸制後的改善。」

說是解放黑奴，結果戰爭過後被他們解放的人反而過得更糟？難道不是這樣子嗎？

不過，當你讀到這裡，難道沒有產生一個根本性的質疑：這些數據真的可信嗎？即使可信，那單純用數據來討論歷史議題，真的可行嗎？

雙重視野的重要性：數據與敘事

計量史學雖然一登場就震撼全場，但卻沒有發展成為學術的主流。

畢竟，歷史也許可以像科學一樣被計算，但並非所有重要的事物都能被計算。

第一個問題便是：「數據到底是怎麼來的？」如果福格爾當時採用了許多種植園的紀錄。那麼，紀錄是誰寫的？數據並非憑空產生，而是由人類記錄的。有人的地方，就有人為所造成的種種問題。如果奴隸主只是為了誇大管理成就而吹噓造假，那麼就算將再多的數據套入精準的數學模型，也還是錯誤的。

英國歷史學家勞倫斯．史東（Lawrence Stone）跳出來批評計量史學：「將人類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簡化為人口統計表中的一個數字，或多元迴歸方程式中的一個應變數。」

人類就不是數字啊！人有血有肉，有各種情緒。數據也許可以測量黑奴吃進多少卡路里，但無法測量黑奴在夜晚祈禱時的恐懼。如果歷史只剩下數字，那歷史就失去了人味，變成了有體無魂的統計學。

而且，不妨再想一想：當我們用看似中性的詞彙，例如使用「效率」，來討論奴隸制度時，是否已經在不知不覺中，淡化了它本來就存在的道德問題？當討論轉向了奴隸制度在系統運作層面上有沒有效率，是不是會讓奴隸制度在思辨的框架中被中性化了？只在乎效率高低，而無視苦難的我們，是否會變得麻木不仁？

科學研究講求客觀中立，然而歷史研究往往承載著道德教訓。當歷史學家冷靜地做出奴隸制很有效率這樣的結論時，站在受難者後代的立場來看，你覺得這樣的描述，會讓人感到舒服嗎？

數據不是不好，也不是不能用。而是我們必須承認：數據是工具之一。如果歷史學只剩下數據的堆砌與分析，人性變得冷冰冰；如果歷史學都沒有數據來做支撐，那麼論述又會顯得空蕩蕩。

今天我們的歷史研究，不會只追求絕對客觀的數據與模型，而是承認歷史是多面性的，數據可以提供骨架，包含結構與規模，而文字敘事則提供了血肉，情感與意義。優秀的史學著作，往往會同時運用精準的數據參照，又會穿插引發共鳴的個案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