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樂觀一點」為何成職場毒藥?當假裝正向淪為情緒勞動,領導者如何用接納真實打破疏離
在追求正面形象的職場文化中,「有毒正能量」正悄悄侵蝕團隊的信任與活力。當同仁神情黯淡或面臨挫折時,主管若只用「打起精神、樂觀一點」草率回應,不僅否定了真實的情緒價值,更會迫使員工投入大量情緒勞動去壓抑痛苦,進而扼殺團隊的創造力與歸屬感。在逆境中盲目維持樂觀,只會讓領導者顯得脫離現實、可信度大打折扣。
在追求正面形象的職場文化中,「有毒正能量」正悄悄侵蝕團隊的信任與活力。當同仁神情黯淡或面臨挫折時,主管若只用「打起精神、樂觀一點」草率回應,不僅否定了真實的情緒價值,更會迫使員工投入大量情緒勞動去壓抑痛苦,進而扼殺團隊的創造力與歸屬感。在逆境中盲目維持樂觀,只會讓領導者顯得脫離現實、可信度大打折扣。
二○二五年九月底,臺北捷運車廂內因博愛座讓位爭端引發的肢體衝突影片瘋傳社群,隨即掀起輿論在「大快人心」與「反對私刑」兩極立場間的激烈論戰與獵巫狂歡。然而,當我們始終停留在「發生了什麼、誰對誰錯」的 What 層次,公眾討論便只會陷入站隊互嗆的情緒迴圈,急著對眼前的火花做出反應,卻看不清背後醞釀衝突的結構與風向。
一九八○年代初,台灣正處於產業轉型與科技起飛的關鍵轉折點。政府為配合工業與國防迫切需求,在李國鼎政務委員的大力推動下,透過全國科學技術會議確立「能源、材料、資訊、生產自動化」四大重點科技,並積極引進海內外專家與國防役制度,為材料科學扎下深厚根基。中央研究院院士、清華大學前校長陳力俊回顧剛自康乃爾回台之際,受邀擔任工業技術研究院「工業材料研究所」籌備處顧問,從借用空間、僅十餘人起步的草創歲月,到參與催生全國研討會與爭取購置八百萬天價電鏡,親身見證了一間研究所的誕生如何與時代政策緊密咬合。這段二十餘年的因緣,不僅記錄了工研院材料所篳路藍縷的開創歷程,更是台灣半導體與高科技產業邁向黃金時代不可磨滅的歷史縮影。
政府為配合工業及國防需要,加強材料科技的發展,由經濟部委託工業技術研究院籌備、設立工業材料研究所,於一九八一年四月成立籌備處,預定一九八二年七月一日正式成立。
籌備處由原中山科學研究院莊以德博士擔任主任,他曾在行政院科技顧問組協助全國材料科技之規劃及推動,因而與我有些交往。承蒙他在我從康乃爾回台的第二天,專程到清華邀請我擔任籌備處的顧問,我也爽快地答應。不意也讓我以顧問方式與工業材料研究所結緣超過二十年。
當時籌備處暫借清華附近的聯合工業研究所空間,我報到的時候,連同幾位國防役的年輕人,一共不過十餘人,因此我也可算該所元老之一。
在籌備處的工作之一是籌辦「材料科技研討會」,包括「材料問題討論會」以及「材料技術分析研討會」。前者是為增進國內相關工業公司、工廠負責人,對材料問題的了解,促進交流聯繫;後者是為提高技術主管與實際工作人員對材料技術、測試、分析的認識,促進材料技術人員之交流。研討會於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七及十八日在台灣科技大學順利舉行,場面相當熱鬧。
莊以德兄因故並未在工業材料研究所成立後留所工作,不久奉派國科會駐美國舊金山科學組組長,促成「玉山科技協會」的成立。後來在我擔任國科會副主委任內,與其在尾牙時晤面,已時逾四分之一世紀。
一九七八年一月政府在李國鼎政委推動下,召開了「第一次全國科學技術會議」。根據會議結論作出《科學技術發展方案》,主要包括:建立能源、材料、資訊、生產自動化四大重點科技、設立新竹科學園區、大量扶植與延攬海內外學人、建立海內外科技顧問制度等。並依此,聘請湯瑪斯教授等為材料科技顧問,為台灣材料界注入了一劑強心針。前此,李政委也協助國科會發起大型電子計畫,支持台大、交大、清大、成大四校分別研究積體電路各階段的製造與應用技術,包括讓清大得以購置離子佈植機。
「第二次全國科學技術會議」在一九八二年二月召開,主要決議有:科技經費由GNP的○‧六%提高到一%。隨後,又訂定了《加強培育及延攬高級科技人才方案》,在培育國內人才方面:擴大博、碩士班招生名額;擴大教師出國進修名額;制定國防役條例,使科技碩、博士研究生畢業時得以科技工作代替兵,報考軍方或民間重要科技單位服務六年(後來減至四年)。由李政委主導的種種措施,對台灣材料科技發展貢獻極大,也因此獲頒中國材料科學學會最高榮譽「陸志鴻獎章」。
我個人與李政委的接觸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在他訪問清華時,爭取購置當時為八百萬元天價的200 keV 電鏡,獲得應允,讓清華電鏡分析如虎添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