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輝

前言　歷史的必然，個人的偶然？——李登輝十二年總評

張慧英

時代的軌跡中，有必然，也有偶然。台灣從威權走向民主，是必然；這段必然落在李登輝手中捏塑翻攪，卻是偶然。如此的發展，必然帶來許多染著李登輝個人色彩的偶然，而從某個方面看，有些偶然，也也未必不是必然。

當年李登輝繼任總統，於他，於台灣，都是一個偶然。但民主開放之大勢已澎湃奔流，時代的巨輪震天撼地，任何人接掌總統職位，都不可能長期抵擋這個前進的必然。因此，李登輝接續發動的民主改革，一步步皆呼應著時代與這片土地的吶喊，其方向，就歷史的眼光看來，是必然。然而，在中國數千年來的傳統威權文化下，初現崩動的集權體制，與國民黨內的獨裁運作，又必然留下了一個強人繼生的空間。同時，經過百年的殖民主義與集權壓迫後，台灣人民受挫的主體尊嚴渴望平反，又必然視第一個登上大位的台灣人總統為省籍精神領袖。在這種環境下接掌總統職權及國民黨黨機器的李登輝，必然逐漸崛起成為新民粹強人。而權力必然讓自我膨脹，不受制約的權力，更必然導致自大和腐化。

李登輝強烈的群眾魅力，是上天偶然的恩賜；但他在推動民主改革的同時，逐漸地擴張權力、成為叱吒政壇的唯一宗主，卻是人性下之必然。他遼闊的視野格局、大膽的政策氣魄，固執獨斷的個性、魯莽粗糙的手腕，為這十二年來的政治發展、外交工作及兩岸關係，帶來了許多偶然。但在台灣大步奔向民主改革之際，重新建立起鏤鑄於本土的主體意識、尋求參與國際社會、抗拒霸權中共的政治兼併，卻又是時代發展下的必然。而他所領導的國民黨在民主化的壓力下，援派系黑金之助，飲鴆止渴地延續政權，又迷信於「李登輝情結」的效應，終於被愈來愈嚴苛的民意所拋棄，同樣也是必然。

綜觀李登輝走過台灣的十二年，可以依他的三段任期作畫分。在三段任期中，他的聲勢由「起」而「盛」到「衰」至「破」，一路留下了跌宕的足跡，也起伏著台灣這十二年間的風雲激盪。

衝撞而起

第一段任期，是從民國七十七年繼任總統到民國七十九年總統選舉止，基本上是接收蔣經國所遺下的任期，這也是李登輝「起」的階段。黨政軍情權付之闕如的李登輝，首先要做的，是抓權。此時，民主改革的時代潮流、本土反對力量和渴望自由開放的民意，均成為他掃除舊有威權體制的政治後盾。戰術上，他可以妥協於拉攏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例如先後讓李煥及郝柏村出任行政院長，但在整體的方向上，卻一直朝民主改革前進。而隨著「台灣人出頭天」的長久渴望在他身上得到應允，他也迅速成為享有民意支持的省籍領袖。此外，他拆解黨內舊勢力，讓國民黨逐漸本土化，同時建立起自己的新勢力。在黨內權力結構換血的過程中，也因權鬥而導致激烈的分裂、對立與仇恨。

雖然內政上還沒抓穩權力，李登輝對外交及兩岸問題，此時即已展現出強悍獨斷的作風。他立即回應民意對外交突破的渴望，積極替「漢賊不兩立」的外交政策鬆綁，改採「參與重於名稱待遇」的務實策略。兩岸的接觸交流愈益開放，民間的探親、旅遊、貿易開始滋長。他大膽地摒除對共匪「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不但決定派團出席馬尼拉亞銀年會，製造官方國際組織出現「兩個中國」的首例，更派團赴北京參加亞銀年會，強力在國際間塑造兩岸平等共存的態勢。但大膽的步伐，並未能改變中共的對台政策，中共反而對他的統獨立場產生疑慮。

這個階段，是整個新舊時代交替的衝撞階段。新的要來，舊的不肯走。台灣人民對內不願再困頓於政治參與受威權剝奪，對外不願再困頓於國際參與受中共剝奪。李登輝在此時推動民主改革，剷除舊有威權，完全順著時代與民意前行，而時代與民意，也在短短兩年內，將他推上了權力的崛起。

直上巔峰

第二段任期，是從民國七十九年當選第八任總統起的六年，這是他「盛」的階段，所有他能做到的最大成就，都在此完成。儘管是由激起「野百合學運」的「萬年國會」所選為總統，但李登輝至此才取得了屬於自己的任期，有了進一步推動改革的正當性。為了凝聚改革共識，他召開國是會議，援引在野黨的力量，開啟政黨政治協商模式。接著結束動員戡亂時期、廢除臨時條款、還政於民、終結白色恐怖，將飄浮的國家認同拉回台澎金馬這片土地上。先後進行了兩次修憲，逐步實現國會全面改選、省市長民選乃至開中國歷史先河之總統公民直選，也因此漸漸孕生出一個嶄新的台灣主體意識。這個階段的修憲工程，都是順應著民意的要求進行，一步步地，把民意期待已久的願望實現，因此獲得了普遍的肯定。台灣穩健的民主改革，更讓李登輝博得了「民主先生」的國際美譽。放眼全亞太地區，在一片以「亞洲價值」抗拒第三波民主化潮流的威權國家中，只有台灣的李登輝，是唯一主動排除萬難往民主自由飛奔的領袖。

但在此同時，總統的權力也逐漸擴張，不只可以提名司法、考試、監察三院的人事，讓監察院對總統制衡功能形同跛腳，行政院長的副署權也受到縮減，削弱了總統所受到的牽制。國大的職權，在不斷的廢國大呼聲中，反因修憲權在手，而不斷逆勢增強。

李登輝在這個階段擺脫了郝柏村，也除去了他在政壇上的最後一個敵人。流派之爭勝負底定，非主流派出走成立新黨，國民黨終於正式分裂。之後，黨政軍大權全部入手，黨內既無人可以匹敵，社會聲望更是如日中天，他也因此而愈來愈自滿，自信愈來愈強。但在多項選舉開始進行後，在野勢力迅速崛起，顢頇老店國民黨面臨強大的市場挑戰。為了維繫政權，國民黨在本土化的同時，也逐漸黑金化，分裂加上黑金，導致國民黨形象如江河日下，高素質人才流失，缺乏新血加入，氣勢不斷衰敗。

此時李登輝也大力推動「務實外交」，除了尋求重返聯合國外，更頻頻出訪，將他的出國視同帶領台灣走入國際社會。在民國八十三年到八十四年間，總計出國四趟，訪問了十個國家，其中大部分和我國無邦交。最後更突破重重困難，成功實現了訪美的目標。他的國內聲望隨之急速攀升，但也引起中共的強烈抗議與反彈，最後竟首度將軍事手段引人兩岸外交戰中，以軍事演習及飛彈試射對台灣進行恫嚇。

這個階段裡，兩岸進入制度化對話的時代，在海基會與海協會的中介下，兩岸對各項事務性議題持續磋商，最高成就是在新加坡舉行了「辜汪會談」。但李登輝所追求的，是要中共承認台灣的獨立主權地位，給予台灣國際空間並放棄對台動武。由於中共始終不改打壓台灣主權地位的政策，企圖藉政治談判達成確認台灣屬於中共的目的。因此，李登輝一直以各種方式抗拒兩岸政治談判，並且積極經營外交工作，作為在兩岸抗衡時的籌碼。

民主改革的重大功績，外交突破的亮眼成果，以及中共文攻武嚇導致的民意反彈，讓李登輝的聲勢在七十九年的首次總統直選時衝上巔峰，以五四﹪的壓倒性勝利，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由人民直接選出的元首。

走向破局

第三段任期，是他當選第九任總統後的四年。在這個階段中，李登輝卻聲勢逐漸自盛極轉「衰」。所有他做不到的、做得不對或不好的，問題都在這個階段一一浮現，但已經膨脹的自我與久享權力後的怠惰傲慢，讓他無法及時自我校正，終至走向「破」局。

他引以為傲的憲改工程，在這個階段開始和民意脫離。嘗到民主自由果實的台灣人民，目光往前看、往切身看，開始關切治安、環保、福利政策及政治品質等議題，對憲政改革已無特別的要求。李登輝卻因為國民黨未掌握國大修憲權，而和民進黨再度聯手，達成了凍省、總統可自由任命行政院長等並非民意所迫切要求的修憲案。此時的修憲，是國、民兩黨的權力遊戲，和民意甚至民眾切身利益都不相干。無論修憲前或修憲後，李登輝都未曾努力與民意溝通，而凍省引起的爭議久久不歇，埋下了宋楚瑜日後自行參選總統及國民黨政權易手的伏筆。到了他任內最後一次修憲時，朝野國代竟通過自延任期的國會改革方案，引起輿論大譁，群情激憤如對當年的「萬年國會」，李登輝推動憲政改革的評價再為降低。

凍結省級選舉的後遺症之一，是省議員轉進立法院，將原本集中於地方層級的黑金主力引入國會殿堂，以致黑金政治迅速蔓延猖獗，整體政治風氣益趨敗壞，台灣地方議會的議長及民代有黑底的比率之高，堪屬另一「台灣奇蹟」。種種政壇亂象，令民眾深惡痛絕。台灣人民好不容易走出了「白色恐怖」，卻又淪入了「黑金恐怖」。但對於這些問題，李登輝卻都不曾試圖矯治，以致於渴望優質民主的民眾對他深感失望，不再相信他能繼續推動改革。

在對外關係方面，台灣的國際地位明顯因民主化而有所提升，不隸屬於中國的獨立主權地位也益加確固。但李登輝強行訪美，雖然逼得美國對維護台海和平作出軍事表態，卻也造成美國行政部門隨後以修補美「中」關係為第一要務，不但和中國建立了戰略夥伴關係，柯林頓訪問中國大陸時還親口說出「三不」。而兩岸關係同樣陷入低迷震盪，直到「辜汪會談」才重新接觸，但中共已不願再用「白手套」談事務性議題，而全力向政治談判施壓，並藉美國箝制台灣的國際定位，讓美國的對華政策逐漸往中國傾斜。李登輝於是提出「兩岸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以作為台灣和中共政治談判時的安全網，但又為兩岸關係帶來新一波震撼。而中共在台灣大選前發表「一中白皮書」，更進一步以武力促成統一談判，使得台灣維持現狀的空間大為壓縮，也為台海及亞太安定投下了重大變數。

就在如此的內外激盪下，李登輝所領導的國民黨在第十任總統大選中慘敗，失去了在台五十五年的執政權。就時代的發展及國民黨的日趨衰敗而言，這其實是一個必然的發展，但對自認充分掌握時代及民意脈動的李登輝，卻無異是一大挫敗。更難堪的是，部分黨員強烈要求他下台，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前連續抗爭數天，令社會為之不安，省籍情結隱隱醱酵。李登輝作為一位「民主先生」，終究未能如民主國家的政黨領袖一般，在敗選後立即道歉請辭，以致引發街頭衝突，讓台灣的抗議衝突繼首度政權和平轉移後成為世界媒體的焦點，是他政治生涯的一大敗筆。他的「衰」勢，至此走入了「破」之局面。

整體評價李登輝的十二年，平心而論，功是遠多於過的，因此最後雖「破」而未「敗」，不能完全抹煞他之前十二年的付出與成果。他在前兩段任期中，的確克服了許多艱難，為提升台灣盡了極大心力，其膽識與意志均非常人所能及，也獲致了重大成果，讓台灣有脫胎換骨般的蛻變。但久掌權力的他，卻依舊無法免於必然的自大老化。一個人畢竟心力有限，總統寶座坐到第三段任期時，李登輝的氣勢其實已現疲態，而且鋒芒使盡，無法再作衝刺。但在這段任期裡，無論對憲改、外交、兩岸，他都急著想留下更多的歷史功業，只是心餘力絀之跡明顯可見。不過，雖然他對政治趨於黑金化難辭其咎，但政權的變天，卻也顯示出一個積極的訊息，即他所啟動的民主化，已經逐漸建立起民意對政治品質的洗滌力量。無論未來政權如何更替，都必然要面對愈來愈強大的民意汰擇，這會是將台灣民主從沈淪之境向上提升的重要拉力。

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系、倫敦政經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畢業。曾任：自立晚報記者、時報新聞周刊駐英記者、中國時報主任記者。 現任：中國時報採訪中心副主任兼主筆。 著作：《外交目擊》（時報）、《超級外交官──李登輝和他的務實外交》（時報）、《李登輝──1988---2000執政十二年》（天下文化）、《別笨了，問題在政治》（時報，合著）、《危機處理聖經》（天下文化，合著）、《提筆為時代──余紀忠》（時報）等。 譯作：《夜訪吸血鬼》（時報）、《這就是強暴》（平安文化）、《拯救奧菲莉亞》（平安文化）、《聶魯達的信差》（皇冠文化）、《一腳踩進小美國》（皇冠文化）、《在洋紫荊旗下》（時報）、《海餅干》（平安文化）、《邱吉爾的領導智慧》（天下文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