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追求正面形象的職場文化中，「有毒正能量」正悄悄侵蝕團隊的信任與活力。當同仁神情黯淡或面臨挫折時，主管若只用「打起精神、樂觀一點」草率回應，不僅否定了真實的情緒價值，更會迫使員工投入大量情緒勞動去壓抑痛苦，進而扼殺團隊的創造力與歸屬感。在逆境中盲目維持樂觀，只會讓領導者顯得脫離現實、可信度大打折扣。
二○二五年九月底，臺北捷運車廂內因博愛座讓位爭端引發的肢體衝突影片瘋傳社群，隨即掀起輿論在「大快人心」與「反對私刑」兩極立場間的激烈論戰與獵巫狂歡。然而，當我們始終停留在「發生了什麼、誰對誰錯」的 What 層次，公眾討論便只會陷入站隊互嗆的情緒迴圈，急著對眼前的火花做出反應，卻看不清背後醞釀衝突的結構與風向。
阿特金森提出十五項務實方案，以最完整的經濟政策建言，建構公平正義。
貧富不均是現代公共辯論裡最熱門的議題之一。很多人針對所得前1%與後99%的對比著述，大家也愈來愈清楚貧富不均的程度更勝以往。美國總統歐巴馬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嘉德（Christine Lagarde）都說過，對抗愈來愈嚴重的貧富不均是優先要務。但如果我們有心要縮小貧富不均，能做些什麼？愈來愈高漲的公眾意識如何轉化成真正能拉近差距的政策與行動？
「向過去學習」或許是老生常談，但卻是真理。過去是標竿，讓我們能判斷貧富不均能拉近到什麼地步；過去也是線索，讓我們知道該怎麼去做。幸運的是，所得分配的歷史研究是經濟學裡近年來頗有進展的學門，由於經濟不均的跨國長期實證研究大有進展，我才可能寫出這本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