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樂觀一點」為何成職場毒藥?當假裝正向淪為情緒勞動,領導者如何用接納真實打破疏離
在追求正面形象的職場文化中,「有毒正能量」正悄悄侵蝕團隊的信任與活力。當同仁神情黯淡或面臨挫折時,主管若只用「打起精神、樂觀一點」草率回應,不僅否定了真實的情緒價值,更會迫使員工投入大量情緒勞動去壓抑痛苦,進而扼殺團隊的創造力與歸屬感。在逆境中盲目維持樂觀,只會讓領導者顯得脫離現實、可信度大打折扣。
在追求正面形象的職場文化中,「有毒正能量」正悄悄侵蝕團隊的信任與活力。當同仁神情黯淡或面臨挫折時,主管若只用「打起精神、樂觀一點」草率回應,不僅否定了真實的情緒價值,更會迫使員工投入大量情緒勞動去壓抑痛苦,進而扼殺團隊的創造力與歸屬感。在逆境中盲目維持樂觀,只會讓領導者顯得脫離現實、可信度大打折扣。
二○二五年九月底,臺北捷運車廂內因博愛座讓位爭端引發的肢體衝突影片瘋傳社群,隨即掀起輿論在「大快人心」與「反對私刑」兩極立場間的激烈論戰與獵巫狂歡。然而,當我們始終停留在「發生了什麼、誰對誰錯」的 What 層次,公眾討論便只會陷入站隊互嗆的情緒迴圈,急著對眼前的火花做出反應,卻看不清背後醞釀衝突的結構與風向。
2017年的第一天,一位偉大的經濟學家離開了這個世界──安東尼・阿特金森(Anthony B. Atkinson)。

煙火的聲光、慶典的歡樂,不管要告別的一年是輝煌、是慘淡、是悲或欣,我們總是在歡喜、讚嘆及希望中,迎來新的一年。而在2017年的第一天,一位偉大的經濟學家離開了這個世界──安東尼・阿特金森(Anthony B. Atkinson)。
和許多經濟學家一樣,阿特金森認為,經濟學的目的就是為了改善人的生活。但是,相較於許多與他同時代的經濟學家,他經常選擇了相當不同的道路。
阿特金森生於1944年,是所得分配及租稅公平研究的開創者及巨擘。貧富差距為歷史新低的1960年代,正是他開始著手研究貧富不均之時。資本主義鋒頭正銳的1980年代和1990年代,自由經濟有著彷若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阿特金森此時關注的卻是資本主義的不足和弊病。當資本主義終是在二十一世紀曝露重重問題,許多經濟學家儘管長篇大論、指證歷歷,對於如何解決貧富不均仍幾乎一片悲觀靜默,此時,這位七旬長者卻能獨排眾議,根據他當時在世界銀行主持的貧窮研究,以扎實的數據、清晰的論理與完備的分析,寫下《扭轉貧富不均》(Inequality: What Can be Done?)一書,鏗鏘有力地擲出15條治本的解方。
談到阿特金森對於貧富不均的研究和思索,《扭轉貧富不均》當然是他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然而這本書不但是阿特金森生前的最後一本著作,更是他奮力與死神賽跑的成果。2014年,阿特金森被診斷出罹患不治的癌症,在死神的威脅下,他不但不暫作歇息,反而因為時間的急迫而加快腳步,在三個月內完成這本書。
阿特金森,這位人稱「所得與財富分配之父」的經濟學家,他一生關注的是對抗貧窮,探究的是貧富不均的成因,尋求的是社會經濟的公平正義。現在,他跑完了他當跑的路,也把不平等的解答留給了我們。
Photo:Bryan Pocius, CC Licen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