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立場不過是群體認同的延伸?《善惡》深度解析脆弱的意識型態如何被操控
你是否相信自己的政治立場是經過深思熟慮後的選擇?根據《善惡》所引用的心理實驗,事實可能恰好相反。研究顯示,我們的政治信念其實非常容易被操弄與扭曲,甚至能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為完全相反的立場辯護...
馬凱碩在《見證亞洲世紀》中揭示了聯合國內五常主導全球權力格局的現實,而像新加坡這樣的小國,如何在這場大國博弈中生存,成為一大考驗。透過書中這些故事,我們看到了大國的雙重標準和幕後交易,讓人不禁深思,小國該如何在這樣的夾縫中,努力尋求生存空間與影響力。
新加坡在 2002 年 12 月 31 日之前都還是聯合國安理會成員,因此我們也有機會參與伊拉克問題日益激烈的辯論,顯然小布希政府已經決定無論如何都會入侵伊拉克並推翻海珊,無論是否存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但美國希望安理會能通過一項使戰爭合法化的決議。俄羅斯和法國代表團當時強烈反對提供這種合法化。這場有關即將發生的伊拉克戰爭的辯論也讓我們意識到,真正的討論是在五常成員間祕密進行的,而且是在對十個非常任理事國保密的不公開地點進行。五常成員間彼此討價還價並做出利益交換。當他們最後達成一項決議後,會將其做為既成事實向十個非常任理事國提出。2002 年 11 月,他們就是這樣向我們提出第 1441 號決議,亦即最後一項以共識決通過的有關伊拉克的決議案。理論上,十個非常任理事國可以一項決議後,會將其做為既成事實向十個非常任理事國提出。理論上,十個非常任理事國可以拒絕五常的決議草案,但實際上,幾乎沒有任何當選成員能夠抵擋那五個大國的聯合壓力。當五常就一項決議達成一致時,十個非常任理事國在政治上是不可能反對的。
我在聯合國學到的另一個重要教訓是,五常對雙重標準毫不在意。數十年來,尤其是 1948 年頒布《世界人權宣言》(UDHR)以來,西方傳統上不餘遺力地捍衛一項重要人權,也就是任何人都不應遭受酷刑的原則。事實上,《世界人權宣言》明確指出:「任何人不得遭受酷刑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做為對這項人權原則承諾的實際作為,美國國會 1961 年通過的《對外援助法案》規定,美國國務院應編製年度報告,記錄每個聯合國成員國的人權狀況。這些報告每年也都忠實地編製並發表。
身為新加坡外交官,我注意到這些報告經常批評新加坡的人權狀況。自 1965 年獨立以來,新加坡政府根據《內部安全法》未經審判就拘留囚犯,理由是普通民眾因擔心遭到報復而不願出庭指證馬來亞共產黨的支持者。美國國務院的《各國人權報告》把這類拘留列為任意逮捕或監禁。它也在未經獨立核實的情況下援引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的報告,稱新加坡對因國內安全而被拘留者實施酷刑。
以可普遍化原則來看,美國政府在主張新加坡政府不應實施酷刑時,實際上是在倡導任何政府都不應實施酷刑的可普遍化原則。歐洲各國政府在美國發表這類聲明時表示支持。由於美國政府長期以來對酷刑採取這種明確的立場,你不難想像當美國政府成為第一個對被拘押在關達那摩(Guantanamo)的穆斯林實施酷刑的已開發國家政府時,我們有多少人—特別是開發中國家的人—會感到多麼震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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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種震驚是巨大的。另外三個餘震也一樣嚴重。第一,儘管每個歐洲政府都一貫捍衛「禁止酷刑」的原則,但沒有一個歐洲政府公開反對美國政府施行酷刑。英國和法國政府都保持沉默。第二,由於美國政府開始施行酷刑,它顯然已喪失批評其他國家使用酷刑的道德權利(這是可普遍化原則的間接結果)。照理說,美國國務院應該停止批評其他國家施行酷刑。但令人難以想像的是,它並未停止。更難想像的是,美國自由派政治領袖從未談論過國務院的公然虛偽,他們也沒有意識到,他們的沉默使他們成為這種大規模虛偽行為的無聲共犯。這正是第三個餘震:「自由主義者」未能看到他們都被世界其他國家視為巨大的偽君子。
這些事件讓人們想到安徒生的寓言《國王的新衣》。我們需要一個孩子公開、明確地說出國王沒有穿衣服。在世界其他國家眼中,當西方開始在酷刑這個重大人權問題上實行雙重標準時,它就已經失去道德公信力。但西方仍繼續在人權問題上對世界其他國家說教,儘管在世界大多數人口( 88%的人生活在非西方國家)眼中,西方已經失去這樣做的道德地位。事實上,雖然五常成員,尤其是三個主要西方成員—美國、英國和法國,以雄辯的演講表達它們對重大道德原則的堅定承諾,但他們並未對自己實行的雙重標準感到慚愧。公平地說,所有大國都實行雙重標準,不過西方列強總是把自己放在道德的高臺上。現在,它們在這些高臺上看起來很可笑。
當新加坡擔任聯合國安理會成員時,愛爾蘭也是成員國。愛爾蘭的大使是聰明幹練的瑞安(Richard Ryan)。有一天他對我說:「馬凱碩,我恨你。」我問他為什麼。他回答說,他在理事會發言的每一句話都必須得到都柏林(愛爾蘭首都)的批准。相較之下,在大多數議題上,新加坡政府都給我更大的言論自由。新加坡政府(經過與我和我的團隊協商後)會提供一些能代表我們立場的要點,然後我可以自由選擇自己的措辭來表達它們。瑞安(以友好的方式)怨恨我,因為他沒有這樣的自由。
不過有一天,他決定冒險一試。當我們討論伊拉克時,瑞安碰巧排在法國大使萊維特之後發言。由於萊維特曾對伊拉克的人道主義情況表達過關切,瑞安在表達類似的關切時,加上了幾個字:「像法國一樣。」在場的美國外交官聽到瑞安大使同意法國的觀點後,立即打電話給美國駐都柏林大使館要求愛爾蘭解釋。美國大使館立即致電愛爾蘭外交部,想了解為什麼瑞安說「像法國一樣」。5 分鐘後,坐在瑞安身後的愛爾蘭初級外交官接到了愛爾蘭外交部的電話,問他為什麼瑞安說「像法國一樣」。這說明了五常大使,特別是美國大使,對十個非常任理事國大使的言論有多麼密切關注。儘管如此,瑞安還算幸運:他只被要求做出解釋。相較之下,模里西斯大使質疑美國對伊拉克的政策後,在美國的壓力下差點丟了工作。美國政府向模里西斯政府施加巨大壓力,要求撤回其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