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位神經內科女醫師的真實故事，她在高壓醫療職場中罹患食道弛緩不能症，身心俱疲，最終透過正念、冥想、睡眠與傳統療法找回自我...
如何治癒忙碌大腦？
我想帶你回到食道弛緩不能症症狀出現的 4 年前，看看我如何慢慢失去完美生活。那時我剛當上神經內科主治醫師（這是我第一份成人醫療工作），穿著剪裁合身的褲裝專注聽著同事歡迎我入職的講話，他說：「穆許塔克醫師，你不打算生小孩吧？我們有個同事因為懷孕併發症請假將近 6 個月，讓科室損失超過 100 萬美元。我們需要你像個男人一樣工作。」
先別提我已經離婚並單身 2 年了，我至少還得賺錢養自己吧！父權醫學世界中公然的性別歧視再次提醒我，玻璃天花板不但存在，而且令人窒息。我非常清楚，如果想生存，就得把靈魂賣給工作，其他個人目標或願望都應該立即放棄。
當我進入神經內科時，美國腦科醫師中，女性不到 5%。我埋頭苦幹，全神貫注在工作上。在潔白的醫師袍底下，我的大腦和身體正奮力跟上工作需求，並且不惜一切代價追求成功，沒人告訴我代價是我的事業和人生。
快轉到 4 年後，我的食道弛緩不能症症狀開始嚴重發作，就算已經過了幾年，那個同事的話仍在我大腦中循環播放，持續困擾我。某天我的 Jimmy Choo 高跟鞋在無菌瓷磚上喀喀作響，少了平常的自信感，我低著頭，用長長的鬈髮遮住臉，因為覺得很丟臉，我居然讓私事（就是嚴重的疾病）影響工作，雖然我盡力不讓這種事發生。前一天晚上，當呼叫器響起來時，我忍不住吐出才吃下肚的食物。
我剛結束神經內科的跨夜值班，現在進行最後一次巡房，然後就要離開教學醫院，前往可能更輕鬆的社區醫院工作。這對我來說有點諷刺，也有點難過，雖然我沒有懷孕（我根本不可能懷孕，早就努力過但失敗了），也像當初入職時那個男人說的像個男人一樣工作，但我得治療食道弛緩不能症，不得不暫時離開忙碌的醫療系統。
直到今天，我都還記得在症狀最嚴重的時候，病患甚至他們的陪病者會問我：「醫生，你還好嗎？你有好好照顧自己嗎？」但是當我盡職寫完每份報告，看完每次門診時，沒有任何同事關心我，也沒有人問我是不是還好，即使當時我出現嗆咳狀況或身患肺炎依然來上班時，也是如此。
他們會很高興的討論臨床病例或閒聊昨晚體育頻道上的比賽。不要誤會我的意思，他們的確注意到有些不對勁。護理師、腦電圖技師和行政人員都非常樂於告訴我八卦，以及「當你讓女性進入學術領域時會有什麼後果」的評論。在臨床醫學有毒的工作文化中，你要是不閉上嘴巴繼續前進，就會被貼上「軟弱」的標籤，不配擁有那張醫學博士證書。
如果承認我需要請病假，我的職業生涯就結束了，當時教學醫院不允許出現這種事，只有家裡出了緊急情況才可以請假。實際上，當你不被允許有個人生活時，什麼才算是家裡的緊急情況？我們甚至不會討論我得自掏腰包用假名看心理醫師才不會讓保險公司知道這件事的話題，尋求專業的心理健康幫助可能會讓我丟掉醫師執照。
手術後我回父母家休養，長輩們每天都來看我，她們說：「我們蘿米怎麼了？你小時候在家裡邊看著百科全書邊吃巧克力多開心啊，現在怎麼一副無精打采、心不在焉的樣子。」
這就是她們看到的樣子，我靜靜的受著折磨。無論是在西雅圖的醫院病床上，還是後來在父母家，我被迫靜靜躺了很長一段時間，身體和受損的精神需要時間來療癒和恢復。在一片寂靜中，我的腦海突然大聲爆出帶著批判和譴責的嚴厲聲音。
你是個失敗者。你辜負了父母的期望，讓長輩和祖先蒙羞。你令所有醫學界的女性都失望了。
沒想到在古老的藥草茶、印度雞肉咖哩（現在美國有賣這種口味的高湯）和長輩們帶來的冥想錄音帶包圍下，我居然發現治癒身體和精神的新方法。當我冥想時，注意到術後的胸痛感緩解許多，而且不再需要吃那麼多止痛藥。「太棒了，我們的小蘿米恢復了⋯⋯」長輩們坐在我旁邊，邊說邊餵我吃東西、摸摸我或熱誠的為我祈禱，有時候三者兼而有之。
我還發現控制我精神的黑暗情緒正在逐漸消失，有些譴責的聲音消失了。這一切改變真的是因為睡眠、冥想和吃健康的傳統食物嗎？這個問題促使我進行環球旅行，在旅途中從僧侶和瑜伽師身上學習了冥想和正念。
在當時，正常的醫師不會去做這些事，覺得從峇里島的調息老師或亞利桑那州的瑜伽治療師那兒找到內心平靜很丟臉，所以我隱瞞了這個事實。我還了解了其他早於西方醫學哲學的傳統療法，例如有5千多年歷史的印度古老傳統醫學阿育吠陀。回到家後，我明白不僅是我自己走在自我療癒的道路上，還需要用正念和整合醫學幫助我的病患。
當我手術恢復並透過整合醫學找到通往正念和治癒的道路時，頭腦開始變得清晰。我並未因沒實現從小就被長輩們精心設定的人生目標而失去希望並且自責，接下來我要和病患分享一種不給自己太大壓力就能在大多數時候獲得成功的方法，而且還跳脫興奮劑與鎮靜劑循環。
說實話，當時的我被視為是遭逐出傳統醫學的人。在許多神經醫學的圈子中，我仍然帶來了恥辱和困惑。
我接受住院醫師訓練的那一年，有導師認為我是神經醫學領域接下來的學術研究超級明星，但我離職進行手術時，我們就失聯了。多年後，我們在同事女兒的傳統南方婚禮上相遇，我向他打招呼時，他不顧社交禮儀的對我視而不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