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樂觀一點」為何成職場毒藥?當假裝正向淪為情緒勞動,領導者如何用接納真實打破疏離
在追求正面形象的職場文化中,「有毒正能量」正悄悄侵蝕團隊的信任與活力。當同仁神情黯淡或面臨挫折時,主管若只用「打起精神、樂觀一點」草率回應,不僅否定了真實的情緒價值,更會迫使員工投入大量情緒勞動去壓抑痛苦,進而扼殺團隊的創造力與歸屬感。在逆境中盲目維持樂觀,只會讓領導者顯得脫離現實、可信度大打折扣。
在追求正面形象的職場文化中,「有毒正能量」正悄悄侵蝕團隊的信任與活力。當同仁神情黯淡或面臨挫折時,主管若只用「打起精神、樂觀一點」草率回應,不僅否定了真實的情緒價值,更會迫使員工投入大量情緒勞動去壓抑痛苦,進而扼殺團隊的創造力與歸屬感。在逆境中盲目維持樂觀,只會讓領導者顯得脫離現實、可信度大打折扣。
二○二五年九月底,臺北捷運車廂內因博愛座讓位爭端引發的肢體衝突影片瘋傳社群,隨即掀起輿論在「大快人心」與「反對私刑」兩極立場間的激烈論戰與獵巫狂歡。然而,當我們始終停留在「發生了什麼、誰對誰錯」的 What 層次,公眾討論便只會陷入站隊互嗆的情緒迴圈,急著對眼前的火花做出反應,卻看不清背後醞釀衝突的結構與風向。
當我們回顧人生記憶,應該帶著一種體認:不是所有細節都正確無誤。

Photo:Tom Francis,CC Licensed.
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的羅夫特斯(Elizabeth Loftus)教授的開創性研究,提供了線索,讓我們理解記憶具有可塑性。她證明了記憶是多麼容易受到影響,使得記憶研究領域因而改觀。
羅夫特斯精心設計實驗,邀請志願者觀看汽車相撞的影片,然後再詢問他們一連串問題,看看他們記得什麼。結果顯示,她提出的問題會影響答案。她解釋:「當我問兩輛車互相『碰撞』時車速有多快,跟兩輛車互相『衝撞』時車速有多快,這些目擊者估計的車速會不同。如果我用的字眼是『衝撞』,他們會覺得車速比較快。」引導式問題能夠搞亂記憶,這種情況令她好奇,她決定更深入研究。
有可能把整段假記憶移植到腦中嗎?為了弄清楚,羅夫特斯特別挑選一些人參與實驗,並請自己的研究團隊聯絡參與者的家人,以了解他們的過去。研究人員從拿到的資訊中,整理出每位參與者的四個童年故事。其中三個故事是真的,第四個故事雖然好像真有那麼一回事,卻完全是捏造的。第四個故事是說他們小時候在購物中心走失,然後被一位好心的老人家發現,最後回到爸媽身邊。
在一系列訪談中,研究人員告訴參與者第四則故事。結果至少有四分之一的人宣稱,他們還記得在購物中心迷路的事,即使那根本沒發生過。事情還沒完。羅夫特斯說明:「他們一開始可能只回想起一滴點的記憶。但是等到他們下個星期回來,就開始想起更多,也許提到有一位老婦人伸出援手。」隨著時間過去,這段假記憶悄悄增添了更多細節,像是「那位老婦人戴著一頂奇怪的帽子」、「我帶著最心愛的玩具」、「我媽媽急瘋了」。
所以,不僅把偽造的全新記憶移植到腦中是可行的,而且那些人還會欣然接受並加油添醋一番,在不知不覺中把想像的情節編織進自我的錦緞中。
我們都會受到這種記憶操縱手法的左右,即便羅夫特斯也不例外。原來在羅夫特斯小時候,她的媽媽不幸在游泳池溺斃。多年後,羅夫特斯在與親戚的談話中了解了一件驚人的事實:發現媽媽溺死在游泳池中的人,就是她!這消息使羅夫特斯極為震驚,因為她之前毫不知情,老實說,她根本不相信。然而,她描述:「在那場生日聚會後,我回到家開始想,或許我記得。我開始想到自己確實記得的其他事,像是消防員到達時給了我氧氣。或許我需要氧氣,是因為我發現媽媽出意外而覺得驚慌?」沒多久,媽媽在游泳池的景象變得歷歷在目。
但是,後來那位親戚打電話來說他弄錯了。結果,發現媽媽的不是小羅夫特斯,而是羅夫特斯的阿姨。這讓羅夫特斯有機會體驗到記憶虛妄是怎麼一回事,這種虛假記憶豐富翔實,令人感受深刻。
我們的過去並非據實的紀錄,而是重建之後的成果,有時簡直像神話。當我們回顧人生記憶,應該帶著一種體認:不是所有細節都正確無誤。有一些細節來自別人述說與我們有關的故事,有一些細節充滿我們認為應該發生過的事。所以,關於你是什麼樣的人,如果你的答案完全只根據自己的記憶,那麼你的個人認同會是一種經常變動的奇怪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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