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追求正面形象的職場文化中，「有毒正能量」正悄悄侵蝕團隊的信任與活力。當同仁神情黯淡或面臨挫折時，主管若只用「打起精神、樂觀一點」草率回應，不僅否定了真實的情緒價值，更會迫使員工投入大量情緒勞動去壓抑痛苦，進而扼殺團隊的創造力與歸屬感。在逆境中盲目維持樂觀，只會讓領導者顯得脫離現實、可信度大打折扣。
二○二五年九月底，臺北捷運車廂內因博愛座讓位爭端引發的肢體衝突影片瘋傳社群，隨即掀起輿論在「大快人心」與「反對私刑」兩極立場間的激烈論戰與獵巫狂歡。然而，當我們始終停留在「發生了什麼、誰對誰錯」的 What 層次，公眾討論便只會陷入站隊互嗆的情緒迴圈，急著對眼前的火花做出反應，卻看不清背後醞釀衝突的結構與風向。
丁松筠打破一般人對神父的印象，拿起吉他自彈自唱，用音樂、故事、演戲、英語教學、紀錄片等，讓他想分享的愛與價值，無遠弗屆。
一九八○年代，我開始有了另一身分，成為電視上教美語的 Uncle Jerry。我把這份工作看成是對生命教育的投入。
我發現用「說故事」來教英文，可以蘊含很多智慧，只要在故事中放入價值觀，不論是談環保、道德、教育、經濟……效果都非常好，能夠改變觀眾對於生命的看法。
而這個無心插柳的付出，二十年來已經枝開葉散，有了意想不到的成果，不僅讓光啟社的節目突破封鎖，在中國大陸播出，我更在天涯海角都想不到的地方，遇到我的電視教學「學生」。
回想起扮演「傑瑞叔叔」的日子，除了教美語本身是件不容易拿捏的事，台灣製作節目的方式更是一大挑戰。
舉個例子來說吧！我在長頸鹿美語所做的最後一個系列，整整需要一百五十集節目。為了讓教學情境更生動，我們決定破天荒走出攝影棚。那時長頸鹿美語的副董事長是老三魏牧香，雖然在製作電視節目方面沒什麼經驗，卻很有魄力。於是我們把部分場景拉到我的家鄉聖地牙哥，當時我的母親、弟妹全員出動協助拍攝。
你可以想像，為了節省預算與成本，我們抵達後隔日一早便馬不停蹄趕拍；九天之內得錄完一百五十個英文句型橋段，而且沒有腳本可照章演出，全靠個人臨場反應，會有多麼困難！
比如說，製作小組給我一個 Cable Television（有線電視）的詞，到了外景地就自己發揮。
我們到了聖地牙哥風景優美的豪宅區，完全不見「有線電視」的場景，怎麼辦？已經喊著倒數開機了，我只好隨口一掰：大家好！我是傑瑞叔叔，今天我們來到聖地牙哥，有好多漂亮的房子，但街上好像沒有人，因為他們都窩在家裡看「有線電視」！
反應就是要這麼快。
這九天的緊鑼密鼓拍攝，從容易搭配場景的題材著手，一步步推動進度。最後一天，我們想讓停泊在聖地牙哥海港的壯觀古船入鏡，但只剩下這句：“Congratulations! You’ve won the lottery!”（恭喜！你贏得樂透彩了！）
這怎麼演呢？
我急中生智，跑到對街買了彩票，然後配上台詞：如果你幸運贏得彩券，就可以搭船去環遊世界喔！
那時，我「才」五十幾歲，我們打算每半年重播一輪，還可以撐個兩、三年，我心中暗想，到時我已六十多歲，可以準備退休了！
沒想到，我現在已經七十四歲，還在繼續做電視節目。
***
雖然心想再也不要教美語了，不過最後一次化身「傑瑞叔叔」後，我在六十多歲高齡，又因光啟社與東森幼幼台合作，而錄製了一百三十集的「娃娃ABC」，教幼稚園的小小孩說美語。
所有人都知道，雖然動物跟小孩很可愛，但也是做節目時最怕遇上的主題，因為他們很難「控制」。我有點擔心這把老骨頭是否還能跟著孩子們又滾、又跑、又跳，也不知跟他們是否能相處愉快。
沒想到一開拍，小孩子都衝過來叫我的名字，拍攝過程也都跟娃娃們相處得很融洽。我發現自己其實挺有孩子緣，這也成為我美語教學歷程中極為獨特的經驗。
一百三十集的節目殺青後，其他主持人跟小孩子都哭了，因為大家都十分依依不捨。現場只有一個人在笑，因為我高興極了，終於可以解脫！
回想我一路以來在電視上的美語教學生涯，實在有著太多太多的回饋與收穫。
在電視上教美語原本是件我不想做的事。但經過幾十年的慢慢累積與發酵，卻產生非常好的結果，不但讓我「桃李滿天下」，也意外讓光啟社的名聲，這些都是我始料未及的收穫呢！
數位編輯：陳怡琳、吳柏菁
圖片提供：光啟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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