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的大屠殺

教訓要記取，仇恨要遺忘

(一)「中國良知」在哪裡？

「漠視歷史的人，終將成為另一次的受害者。」這是人類幾千年歷史留給後代最明確的一項教訓。

當我們展讀有關南京大屠殺的種種史實時，忍不住會壓制內心的憤怒與痛苦而自問︰世界上哪一個受過現代教育的人，不知道小安妮‧法蘭克的日記？「辛德勒名單」的影片？以及納粹加害猶太人各種罪行的持續報導？可是，世界上有多少人知道「南京大屠殺」？就連我們的政府，也沒有認真告訴過人民。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厄維瑟爾（ElieWiesel），曾是納粹集中營中倖存的小囚犯，就曾提出警告︰「遺忘大屠殺，就是二次屠殺。」他被譽為「猶太良知」。在任何大小事件的處理上，我從不贊成以牙還牙的報復；但我也從不敢低估從歷史中擷取教訓的教育意義。因此，我們不得不沈痛地問︰「中國良知」的史學家在哪裡？這頁悲慘的歷史，什麼時候才能廣為人知？

（二)日本再也無法掩飾

南京大屠殺是日本軍閥犯下的不可抵賴的罪行。今年是大屠殺的六十週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南京被占領以後的六週之中，日本軍人展開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遭到集體射殺的約有十九萬多名，分散屠殺的約有十五萬多名。日軍屠殺的殘酷難以形容︰除集體掃射，有砍頭、劈腦、刀戮、穿胸、刺腹、斷肢、碎屍、活埋、淹死、凍死、餓死。日軍並強暴至少我國婦女二萬餘件。

同樣，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一直到今天，日本政府還要以各種手段來否認、來掩飾、來曲解、來淡化。這正是激發華裔作者張純如小姐，要全力挖掘真相的一個重要動機。在書中她寫著︰「許多日本著名政客與企業領袖，即使面對證據鐵證如山，仍頑強地拒絕承認有南京大屠殺這回事。」戰敗的德國，承認屠殺猶太人的罪惡；戰敗的日本，面對中日戰爭的各種暴行，卻仍然企圖集體否認。大和民族再多的優點，也無法掩蓋這種集體失憶症所呈顯的致命的病態。

日本對南京大屠殺的罪行，經過了半世紀的隱瞞，終於在這幾年內被西方世界的媒體陸續報導，而本書作者實在是關鍵性的一位。

(三)尋根中的回饋

本書的主題就是根據南京大屠殺的史實，來敘述「無法無天軍閥冒險下，最邪惡的例子」。事實上，遭到殺害的三十萬左右的中國人，其數目遠超過遭原子彈轟炸的廣島與長崎的二十一萬死亡人數（估計為十四萬與七萬人）。但中國人在慘死過程中遭遇的殘酷，遠勝於那一瞬間帶來的死亡。 在美國出生的張純如，是在小女孩時聽到她雙親談起恐怖的中日戰爭，尤其是南京大屠殺。作者的父親張紹進與母親張盈盈是在中國大陸出生，台灣受完教育後赴美深造。兩位一起獲有哈佛大學的博士，目前在美國伊利諾大學擔任教研工作。這樣的成長背景，使作者結合了西方教育中求真的精神與對中國的歷史情感，撰述了這段悲慘的史實。她可以很驕傲地向雙親說︰「這是我在尋根過程中對母國的回饋。」

我第一次認識作者，是二年前她的第一本關於中國大科學家錢學森的英文著作（中文版由「天下文化」於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出版）。稍後知道她在撰述本書時，我們就很快地取得了獨家的中文翻譯權。在這本書中，經過她鍥而不捨的採訪與抽絲剝繭的描述，中國人這一頁的悲慘遭遇，終於活生生地呈顯，也終於豋上了世界的媒體舞台。美國的《新聞週刊》還特別摘錄本書的精華，肯定其重要性。

在二次訪問以色列中，我都特別去參觀在台拉維夫的「散居各地猶太人史跡紀念館」。這是一個獨一無二的紀念館，生動地描繪及記錄著二千五百年來的猶太民族的遭遇。在二樓的一片牆上，灰暗燈光的反射下，上面寫著︰「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在德國掌握了實權。在他指揮下，德國人及其同謀者屠殺了六百萬猶太人，其中一百五十萬是小孩。當他們為了生存吶喊時，世界各國冷漠地旁觀著。」

如果把場景搬到南京，更逼真的實況是︰當三十多萬中國人的生命遭到屠殺時，世界各國冷漠地一無所知。

(四)鷸蚌相爭、漁翁得利

我自己在「大屠殺」的前一年，於南京將軍巷出生。幸運的是在大屠殺的三個月前，雙親帶了孩子們搬到了蘇州，因此逃過了這一劫。再踏上我出生之地時，居然是在半世紀以後的今年四月。第一個去參觀的地方就是「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簡單而肅穆的建築與陳列，立刻把自己帶進歷史隧道。看到那些慘無人道的巨型照片，憤怒與沈痛之後，慢慢湧現的，仍是我這麼多年來理性的結論︰

教訓要記取
仇恨要遺忘

那麼，什麼才是「南京大屠殺」的教訓？作者的一個結論是︰日本政府在二次大戰中擁有的絕對權力，使它犯下大錯。「權力使人殺戮，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地殺戮。」

我還必須補充，近百年來我國近代史的教訓是︰國家不富強，終必遭人欺侮；政府不廉能，終必被揚棄；人民不爭氣，終必受人輕視。

這就是說︰要避免另一次「南京大屠殺」與「台灣被割讓」，唯一的方法是要有一個強大的國家、廉能的政府與爭氣的人民。

在當前北京與台北都在爭取美國政府支持，而又同時受到美國牽制時，不要忘記「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的教訓。經過一世紀的演變，中國再也不孱弱，台灣也早已脫離日本占領，只要北京與台北真能以中華民族利益為重，雙方異中求同，合作交流，謀求雙贏，「南京大屠殺」的悲劇再也不可能重演。

高希均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　台北）

日本應為戰時暴行反省、道歉、賠償

李思涵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美國加州大學歷史學博士（1971），
著有《日本軍戰爭暴行之研究》（台北商務，1994）等專書九卌、
學術論文九十餘篇

南京大屠殺的發生（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至一九三八年二月中旬），到現在整整快六十年了，它是日本在中日戰爭期間，在中國所犯下最嚴重、最殘酷的戰爭暴行、罪行之一，被屠殺的我國無辜巿民與已經放下武器、全無戰鬥能力的我國官兵達三十萬人以上，實際被姦污受辱的婦女據說不下八萬人，很多在姦污之後又被殘殺；無數政府官署、學校、商店、工廠、住宅被搶劫、焚毀與破壞，全南京約三分之一的建築物被毀。大屠殺期間的當時與稍後，許多中國人、日本人、美國人、英國(澳洲）人、德國人所留下來的公私紀錄，數量何其繁多，在在都呈現出南京大屠殺殘酷至極的種種面貌。戰後，打敗日本的同盟國十一國法官所組成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歷經兩年半的時間來審判代表日本戰時罪行、暴行的甲級（最高級）戰犯（第一批二十八人，其中因有三人或死或病，宣判時為二十五人），其間對於南京大屠殺的事實問題，該法庭確定︰(一)日本侵占南京是事先預謀好的事實；(二)侵華日軍製造了南京大屠殺；(三)日軍在南京所犯的種種戰爭罪行，是得到日本官方的默許與支持的。對於大屠殺需負軍事責任的原華中方面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將）與負外交責任的原外務大臣廣田弘毅（他另有其他罪兩項）則皆被判處絞死刑，嚴懲不貸。中國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也將較低級的大屠殺主犯之一谷壽夫（中將，前第六師團師團長）判處死刑，予以槍決。

不過，戰後美國占領日本當局，對於日本軍國主義的餘孽與日本的政治、經濟、社會、思想各方面的清洗與改造，並不徹底。加之一九五○年六月韓戰爆發，美國匆匆主導各國簽訂了舊金山對日和約（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但對於與日本作戰最久、貢獻也可說是最大的我國，竟被排除在簽約國之外），使日本恢復了主權，而且有條件地免除了日本對戰時被侵略各國應負的鉅額賠償的一些負擔；所以，日本朝野的主流分子便很快故態復萌，一方面妄圖肯定其過去對外侵略的種種藉囗，高唱「大東亞戰爭肯定論」、「相互責任論」、「結果有益論」、「罪小功大論」、「戰爭時效論」、「排除感情論」以及「侵略有理」等種種藉囗，一方面則對於其戰時種種罪行、暴行矢囗否認，拒絕道歉與賠償，而對於戰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罪行、暴行的審判與定讞，則說它是「戰勝國的審判」，妄圖予以全盤否定。同時期內，對於南京大屠殺的史實，自七十年代之初即有日本右派或准右派分子鈴木明、山本七平、畝本正己、田中正明、板倉由明、秦郁彥、石原慎太郎等大肆撰文論說、或予「全盤否定」、或予「部分否定」（即縮小屠殺人數）。一九九一年十月，日本大右派眾議員、著名雜文作家石原慎太郎甚至妄言「南京大屠殺是中國人污蔑日本形象的謊言」、「南京大屠殺是虛構的」、它「為美國一手所導演之中國政府的政治宣傳」等等。一九九六年十二月東京地方法院某法官甚至鼓吹「南京大屠殺未定論」，竟然將揭露南京大屠殺真相的東史郎[一九八七年曾著《我的南京步兵隊》一書]與解釋編彙該書的下里正樹和出版該書的青木書店判為「有罪」，要他們各自向「大屠殺虛構論」的無理挑釁者支付五十萬日幣的賠償。

「南京大屠殺未定論」正是當前日本朝野右派、准右派或潛伏性右派分子向南京大屠殺史實挑戰的一項重點。日本朝野的右派分子或准右派分子實在是狂妄至極、目光如豆而不負責任。

但是，從國際法與國際政治的觀點而言，他們是非法的與不義的。因為根據一九五一年九月舊金山對日和約第十一條的規定︰「日本接受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與其他同盟國戰犯法庭在日本國內與國外的判決，並執行其對日本國民所制定的刑期在日本國內交付監禁。對該等囚犯之寬赦、減刑與准予交保外釋之權，日本政府不得行使，除非由於該案件給予判刑的一個或多個國家政府之決定與經由日本政府的推薦，始可。」日本意圖否定國際法庭對南京大屠殺之判決，即違反了此和約的明文規定。這是非法的。此外，無論是「全盤否定論」、「部份否定論」或「未定論」中的某些人（如石原慎太郎）都已被密切注視日本現狀的前同盟國人士，視為「復仇主義者」，美國眾議院某眾議員正要提出議案，針對日本右派或准右派分子言行的不義性，予以懲罰，要求日本政府對戰時被害國做出明確的道歉與賠償。這在國際法、人權與人道的立場上，都是有其堅強根據的。

本人作為一位探索研究近代史四十多年的歷史學者，我要鄭重地奉告日本朝野的所有主流人士，日本在總結他們在中日戰爭與太平洋戰爭中戰敗的史實經驗中，千萬不要忘記以下兩件事實︰(一)當年美國總統杜魯門之所以決心命令投擲原子彈於日本，正是因為杜氏認為日本人是「野蠻、狠毒、無情與熱狂的」（見John W. Dower,War Without Mercy: Race and Power in the Pacific War, N.Y., Pantheon 1986,pp.142,301,303）；(二)蘇聯統帥史達林之所以於一九四五年八月下令強力拘押日本關東軍戰俘約六十萬人於西伯利亞做無償而殘酷的勞動，也是史達林接到日軍支解蘇軍戰俘的報告之後所決定的；所謂「以暴易暴」（James Mackay,Allied Japanese Conspiracy, Edinburgh:The Pentland,1995,p.78）。所以日本朝野主流應該乖乖地、虛心地反省他們當年犯下的那些暴行的錯誤；謙虛地、主動地向受害家屬與受害人付出適量的賠償。大家應該注意，現在南京大屠殺的倖存者李秀英等，日本七三一部隊「活人解剖實驗」的倖存者與其遺屬，日本細菌戰於浙江寧波、江山、湖南常德等地的倖存者，戰時被強抓去日本做奴工的倖存者及一九三二年遼寧撫順平頂山慘案的倖存者與其遺屬等正在日本東京地方法院控告日本政府，要求道歉與賠償。這是中國向日本以日本本國的法律手段清算戰時血債的一連串行動。日本朝野應該視此為中日民間轉向真正和解的契機，視此類控訴案為一好事，而非找日本麻煩的「壞事」，趁機了結中日之間的一段「孽緣」，面向未來。我們知道，新日本現在已經成為「經濟大國」、「科技大國」和「軍事大國」（一九九五年軍事支出達五百四十億美元），但如果新日本不站在國際正義的立場，如果繼續對她在二次大戰時的暴行採取裝聾作啞、規避罪責、罪罰的態度，她就不配在亞洲的國際政治舞台上扮演領導者的角色，更不配擔任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職位。在當前高度核子危機與太空雷射的「地球村」式的國際政治中，新日本如果不站在國際正義的立場，立國行事，只要她一逃離美國的軍力保護，狹土眾民的日本，實在不堪一擊。這是一項最基本的國際政治的現實。

本書的英文版與中文版同步出版，就是對於日本右派、准右派或潛伏性右派分子妄圖「全盤否定」、「部分否定」或「南京大屠殺未定論」的一項答覆。張純如女士經由綿密、細緻的文筆，以及根據可靠而堅實的原始資料與學術研究的成果所寫出的《被遺忘的大屠殺──1937南京浩劫》，正是對日本這些人士詭辯式的片面邏輯與玩弄文字遊戲之硬性論斷的最佳駁論。從七十年代以來，特別自一九八二年教科書審議事件之後，海峽兩岸中國的公私機構與研究學者受到日本右派前述挑釁的刺激，所出版的有關南京大屠殺的資料與論著，為數甚多；日本富有正義感與學術良知的洞富雄教授、藤原彰教授、本多勝一先生、江囗圭一教授、吉田裕教授、石島紀之教授、笠原十九司教授、姬田光義教授等(公正地研究其他戰時暴行的，當然還有受人尊敬的井上清教授與家永三郎教授。此外，還有粟屋憲太郎教授、吉見義明教授、曾根一夫先生等等）所出版的有關南京大屠殺的論著也很多。然而這些出版品多以中文或日文撰述，對於西方人士對此論題研究與了解，甚為不便；張女士本書英文版的出版，則可彌補此一缺憾，而這也是以英文研究南京大屠殺的第一本完整論著。張純如女士系出名門，外祖父為著名的政治評論家張鐵君教授，著作等身，影響深遠；父母親也都是科學博士，執教於美國伊利諾大學，學有專精。張女士則於美國伊利諾大學厄爾巴那校區取得新聞學學士與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取得寫作碩士學位後，曾任職《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美聯社等著名美國新聞機構的記者。她在一九九五年所出版的《中國飛彈之父──錢學森之謎》英文著作，非常暢銷，佳評如潮。我很高興和榮幸能與張女士在本書出版之前就通信討論書中的一些問題，並應天下文化出版公司之邀，為張女士大作的中文版贅一序言，表達我對於南京大屠殺問題的一些看法，希望能引起廣大讀者的注意與共鳴，才為東亞大局之幸。

伊利諾大學厄爾巴那校區新聞學學士、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寫作碩士，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寫作研習計畫獎學金得主。曾擔任美聯社、《芝加哥論壇報》記者，現定居加州，為專業作家。她的第一本書《中國飛彈之父──錢學森之謎》（錢氏是主導中華人民共和國飛彈計畫的第一人），廣受舉世好評。她膺選為麥克阿瑟基金會「和平與國際合作計畫」獎得主，並且獲得「國家科學基金會」、「太平洋文化基金會」與「哈利．杜爾門圖書館」（HarryTrumanLibrary）贊助。 ◎已於2004年11月9日往生,享年36歲 

1965年生於台北市，台灣大學中文系畢業，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布魯明頓校區比較文學碩士。曾擔任《遠見》雜誌主編、《康健》雜誌主編，現為《天下》雜誌出版總編輯兼總監。著有《頂尖人物成功之路》（合著）、《iO聯網組織──知識經濟的經營之道》（整理），譯有《被遺忘的大屠殺──1937南京浩劫》、《普羅旺斯解謎之旅》、《超凡心智》、《創意有方──水平思考談管理》、《葛洛夫自傳──橫渡生命湖》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