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來自配戴「花帽」的民族，Kolas在《愛是一條線》書中分享自己對民族及土地的認同

跨越種族的歧視

不管是不是在政治圈，都會遇到這種狀況，多半，聽見我反應的人會質疑「那妳到底想（會）做什麼？」我嘗試翻譯那些人內心的OS：「給妳這些已經夠好了，別再貪得無厭！」

另外一種常見的公開指控就是「難道妳不想為原住民做事？」「妳要背叛原住民？」「妳看不起原住民？」當眾人想要競爭有限資源，最快速又廉價的手段，就是毫不猶豫給我扣上「叛徒」的帽子。

但其實我學的是社會學，論文寫的是企業裡的組織行為，翻譯的書有財經、心理與文化理論，當過記者、主播，也當過地方政府的局長、立法委員，及中央政府的內閣成員，尤其對外交事務與國家經濟安全有高度興趣。我想問，能不能有其他出路，讓我對社會有所貢獻，也讓更多剛好也有原民身分的人，因為看見我，而真的願意相信，我們在這個社會上的確有無限可能。誰說只有做「原民」相關的工作，才能對原民有幫助？

種族歧視是跨種族的。這種充滿敵意的競爭 / 分類手段，有時來自原民本身，有些來自非原民。都有。

我主張，原住民族整體的進步，必須立基於多元人力的培養。除了要開放更多人加入現行愈來愈成熟的原住民族行政體系（例如在中央政府有「原民會」，在地方政府有縣市的「原民局」「原民處」），累積行政資源。同時我們還需要累積更多在農業、交通、水利、土木、司法、警政、經濟、產業、軍事與外交的知識與人才。我們需要的是對外拓展，不是對內競爭。培養多元的人才，不只對原住民族整體提升有助益，也可推動我們的國家往前幾步。

1837年美國廢奴主義社會學家格莉姆克（Sarah Grimke）說：「我從未要求特殊禮遇，但求我的弟兄們別把腳踩在我們的脖子上。」這的確也是我的心情。

多年來在我的工作場合，通常男性居多，九成以上的機會我都是唯一的女性，長髮、穿裙子、高跟鞋，當然也是唯一使用非漢姓名的與會者。參加餐會或大小會議，名牌上會有我的名字，有時寫對，有時寫錯。例如有的寫「Kolas TOYOTA（豐田汽車？）」「Kusla（酷斯拉？）」「谷辣斯尤達（星際大戰的尤達大師？）」。不是少了前面或後面的字母，就是左右字母顛倒，排列組合的錯誤選擇很多。

但我已經被訓練到可以忍受任何一種錯誤排列的名牌。只要看到拼錯姓名的名牌就知道是我的位子，就坐下去。因為我寧願相信大家沒有惡意，也不是故意。

坐在同一張桌子，有人講話自然不會看我，有的以為我是負責倒茶端菜的祕書或貼身管家，有時請我幫忙照相，有時他們會憐憫地替我感到尷尬，有的擔心若點我講話我可能會緊張到哭出來。我就像被分配到一個以種族與性別畫出來的泡泡裡，如果第一時間想不到適合跟我說的話題，就把我放在那裡，期待我可以安靜地有如玻璃花瓶。

「妳是女人，也是一個原住民。這有什麼錯嗎？」父親經常這樣評論。

戴花帽的民族

我來自會戴「花帽」的民族，但不能因此把我當成「花瓶」。

我是都市裡移民的第二代，但凡是遇到祭典、重大儀式，一直到現在，阿美族女性的盛裝，一定要戴上花帽。這是一頂龐大，閃亮的頭飾，其中恰如其分地配置了大量白色羽毛、亮片、流蘇與串珠。誇大的白色、紅色、黑色、綠色與寶藍色高調地發光著，我們到現在還戴著。花帽是身體的一部分，沒有戴上花帽，不是完整的人，不能進入圓圈與階級中圍舞。花帽成為很多西部人對東部「原住民」的印象。花帽的確是阿美人的象徵，代表我的身分。

圖片來源：立法委員KOLAS YOTAKA期中報告

祖母的花帽

有一天我回部落，小姑姑拿出一頂羽飾稀疏泛黃的花帽。那是一頂舊到不能再舊的花帽，是用最普通的、晾衣服的塑膠衣架當骨架做成的拱形花帽，像一排彩虹般橫跨在太陽穴兩邊，因年代久遠，輕輕一拍羽毛就要掉光。拱形下緣剛好位於耳朵旁的位置，一整排的流蘇也有部分已脫落，並排的銀白色串珠也稀稀疏疏。唯獨一大朵一大朵豔麗的花，因為是用各式各樣顏色的塑膠吸管剪開攤平後編出來的彩色花朵，依然牢牢地縫在花帽前方，在陽光下反光，與泛黃稀疏的羽毛對比，在額頭前格外閃亮。

小姑姑把它遞給我：「妳看，這是阿嬤的花帽，已經六十幾年了！」

一頂祖母Kolas在六十幾年前親手打造的花帽，不預期地出現在眼前，有阿嬤親手把吸管剪開貼成的塑膠花，也有她親手把花朵固定在花帽上的縫線。

雖然已經是古董了，但我實在忍不住，於是用雙手捧起祖母的花帽，把它水平地端在我的臉前方，然後慢慢地像髮箍一樣，從臉的前方向上推90度。這頂超過六十年歷史的花帽，正牢牢地卡在我的頭頂上。

阿美族女人的花帽是丟不掉的。就算我到了總統府上班，也不可能丟掉。那是我身體的一部分，是我的身分。但這樣的身分，不代表我是一個只能主持抽獎摸彩的同樂會、只能重複背誦新聞稿、不能談國家大事的女人。

有些人發現，唯有裝得很空洞，才能討好全世界，那的確是一種安全且保證成功的做法，但我實在替他們感到不捨與難過。那不是我的風格。我只擔心自己一有閃失，將對不起所有原住民的女性。

這是沉重的負擔，也是每個受過教育的原民知識份子無法擺脫的責任。

拒絕「被花瓶」

父親從來不曾刻意表現自己是原民。我們在外跟別人穿的一樣，說的一樣，因為希望求學機會也一樣，工作機會也一樣。一切努力都是希望與台灣其他人一樣，在社會上立足。原民的身分不該是這個國家的負擔，也不該是裝飾品。

你可能會說：「妳在講什麼東西？台灣社會對你們還不夠好嗎？你不是好好的站在這裡嗎？」

如果有任何人認為我的擔憂不存在，那麼應該要留意，很可能那是因為你認為原住民本來就比較低下，所以你給的已經算很多了，現況已經很好了，當然就不存在歧視的問題。但光是我，看起來已經是相對具有競爭力的人，都還必須用比別人多好幾倍的力氣，才能跟別人說「我跟你們一樣」。更別說很多人會因為種種麻煩，不想當原住民，想隱藏自己。

種族歧視不是只發生在美國，或在電影中，它是真實存在的。但它不只對原民帶來傷害，對整體台灣社會都帶來傷害。如果有任何國家認為它根本不存在，那麼這個國家就還沒為消除歷史性、系統性的種族主義做好準備。

不認同我們的根源，導致國家認同軟弱，會是台灣跨種族人民要面對的共同問題。

祖母把她的血脈傳給了父親，父親把他的血脈傳給了我，這一條永不中斷的線，把我們全家人綁在一起，也把我們民族的認同與這塊土地綁在一起。我們已經當了幾千年的台灣人，我們哪裡也去不了，哪裡也不會去，配戴花帽的民族，會一直守在這裡。

【書籍資訊】《愛是一條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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