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殺社」創辦人林德恩導讀《與路共生》：閱讀本書不僅能從動物的視角看待人類道路，也看到了道路對人類自身的影響

臺灣，也要與路共生

文 / 林德恩，「路殺社」創辦人、生物多樣性研究所副研究員

初看這本書時的第一個念頭：「太好了！有了這本書，我可以不用再四處去演講推廣路殺議題了！」因為有關道路造成的棲地破碎化、路殺威脅、阻隔效應、防護導引圍籬和通道設計等道路生態學含括的議題，甚至道路衍生的文化侵略、種族歧視和語言趨同現象等社會科學議題，《與路共生》這本書裡都巨細靡遺的用許多精采案例娓娓道來，從馬車時代到汽車發明、普及，再到現今的電動綠能車時代，內容之精采真的讓我看到欲罷不能、頻頻點頭！

心裡不停的反思和產生共鳴：對！臺灣也是如此、我們也有相同的遭遇！ 哇！原來還有這個深層意涵。身處這個人類創造、由自然和科技混合的新興生態系「人類世」環境中，深深認為每個人都該撥點時間，靜下來好好讀讀這本書，了解我們如何在享受便利、自由和經濟果實的同時，卻不知不覺以極快的速度，破壞和改變了人類賴以維生的地球，造成生物滅絕，同時威脅我們自己的生命。

1908 年福特汽車推出全球第一款量產化Ｔ型車，讓原本高貴的汽車平民化、走入人民生活，地球正式成為汽車的國度。當所有人都沉浸在經濟繁榮、便利和自由生活的同時，自然界的動物們卻在喧囂噪音中逐步走向死亡。1925 年史東納夫婦（Dayton and Lillian Stoner）在國際最知名的《科學》（Science）期刊發表全世界第一篇路殺報告，像他們這樣的「死亡清點式」科學文獻雖然陸續發表，然而這個新興的科學領域並未引起太大的漣漪，甚至被批評為危言聳聽、製造與散播恐慌。直到 1950 年代，道路生態學或路殺才真正受到關注，並被視為「威脅」。過去因為道路和車輛而受害、數量銳減的動物， 重新適應了新興的人為生態系「道路邊緣」，在郊區壯大，反過來威脅以汽車為主導地位的道路生態系，並危及人類生命——也就是鹿車相撞事件急劇增加，促使人們開始普遍正視「路殺」議題。這可以理解，人類終究是優先關心自己的利益。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臺灣。黃光瀛博士 1995 年展開陽明山國家公園境內 14 個路段、48 公里長的詳盡路殺調查，歷經 12 年後，於 2006 年正式發表了臺灣第一篇路殺調查科學報告，在臺灣的生態領域埋下一顆種子。這個一切以經濟掛帥、開發優先的東方蕞爾小島，晚了世界其他國家近 70 年，才開始認知到臺灣的路殺問題，但一樣沒有太多迴響。直到 2011 年 8 月，路殺社臉書社團成立，透過普及化的網路、智慧型手機和社群平臺的推波助瀾，路殺事件才開始在臺灣引起小小風潮，但仍以生態領域相關師生為主要參與群體。真正受到政府部門、媒體和民眾注意、報導和廣大討論，是因為 2013 年 7 月的鼬獾狂犬病事件，讓許多人發現，原來死亡在路上的動物並不一定是因為車禍，也可能是因為傳染病，這才意識到路死動物的重要意義（參見本書第十一章），也才有大量人力和相關部門陸續投入。

道路造成動物被路殺，卻也同時驅動了演化，例如書中提到的崖燕，因為被迫適應人為環境而在橋梁下方築巢，為了降低被橋下急駛而過的車輛撞擊傷亡，歷經 30 多年的「天擇」篩選（我戲稱為「車擇」：翅膀長的反應慢，容易被車撞而路殺），整個族群逐漸朝向以可快速閃避車流的短翅型為主（居住在懸崖的崖燕族群，翅膀平均長度則較長）。臺灣低海拔校園和公園常見的斯文豪氏攀蜥，也有相同的「車擇」演化，在路殺嚴重的路段，大型雄性攀蜥為了捍衛地盤容易遭遇路殺，導致存活下來的個體偏向體型較小、雄性性徵相對不明顯。長期車擇的結果，使得路殺嚴重路段的攀木蜥蜴，體型相對較森林邊緣的族群小且雄性性徵不明顯。

—————臺灣道路生態學追趕中—————

臺灣的路殺研究雖然起步較晚，但在近十年路殺社公民科學的成功推動下急起直追， 許多本書中提到的情境、研究成果或遇到的問題，臺灣也都濃縮在這十年左右一一遇到。例如，為了降低道路切割使棲地破碎化的影響、減少邊緣效應對動物的威脅，臺灣參考國際做法，在 2018 年發起「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的跨域計畫，希望藉由跨領域、跨部門及公私協力的方式，有效推動生物保育與棲地縫補串連的工作。

臺灣的路殺社公民科學架構和發展，初期主要是參考書中也有提到的美國「加州路殺觀察系統」（California Roadkill Observation System），同時注意到國外相關公民科學推動時，經常面臨資料品質和科學性不足的問題，因而汲取歐美經驗，在推動過程中建構四種資料蒐集模式（機會型資料、系統化取樣同步大調查、社區型資料，以及資料空缺調查），以求路殺社公民科學資料可盡量客觀和貼近臺灣真實現況，又能快速獲得大量和足夠分析的資料。

書中大部分章節談到，歐美以鹿科、食肉目和大型貓科動物為路殺關注動物，但臺灣自 1996 年開始調查並獲得路殺數據起，就發現蛙類和蛇類的路殺數量為最大宗（合計約占路死總數量的百分之 80 ）。但數量不是絕對唯一的衡量標準，更重要的是路殺數量占該物種族群總量的比例，這也是過去十年來，石虎特別受關注的原因。就和本書提到的美洲獅、美洲豹貓一樣，單純路殺威脅就已將臺灣的石虎逼近滅絕邊緣！書中第 12 章描述了巴西的大食蟻獸，因道路開發和路殺而處境堪憂，則讓人快速聯想到臺灣的穿山甲也是相同遭遇。

雖然研究起步晚，但石虎和穿山甲等明星物種的路殺死亡發揮了標竿作用，引起臺灣公路部門的重視，並在改善方面急起直追，例如 2019 年 5 月，結合 AI 影像即時辨識、車速感測器、超音波和閃光燈等科技設備的「石虎紅綠燈」，首次在省道臺三線苗栗鯉魚潭觀景臺旁正式啟用。單就科技應用而論，臺灣算是跑在世界前端，但截至 2024 年為止，臺灣的路殺相關改善設施僅約有三百件，而且仍以各式五花八門的小心動物警示牌為主（約 200 件），成效較好的防護圍籬和動物通道則僅約 50 件，可兼供車輛和動物通行的多功能跨越橋，只有國道三號高速公路上的三件，而專門供野生動物使用的生態通道（Ecoduct），臺灣仍闕如，更不用說為蛙類、蛇和烏龜等較不受關注、卻是路殺死亡數量最多的外溫（冷血）動物設立專用通道的案例了，在臺灣真的是屈指可數。

雖然臺灣的國道三號每年清明節前後一個月，都會為紫斑蝶的遷移架設六公尺高的防護導引圍籬，甚至當通過數量達到每分鐘 250 隻時，還會配合封閉外側車道，這項世界首創的「國道讓蝶道」保護行動，在書中被作者特別提及，獲得國際普遍讚賞，但總體而言，臺灣在路殺減緩或改善設施方面，還非常不足！這本書提到的案例，有許多值得我們借鏡的地方。

道路帶來的不只有路殺，還有噪音影響、重金屬汙染、隔離效應、驅避效應、疾病傳播，而且除了脊椎動物外，無脊椎的昆蟲被路殺的數量更是難以計數！這些都是臺灣道路生態學尚未或還無法深入研究探討的領域。臺灣的道路系統發展得很早，而且發展太快也太密集，我們還在亡羊補牢追趕中。

《與路共生》這本書給了我們很好的反思角度和機會。最後想要呼應作者的是：野生動物救傷容易勾起憐憫之心、引來共鳴，是許多人熱心付出的首選，但救傷屬於「被動處理」，而野生動物穿越通道的建置則是「積極主動」從源頭減少野生動物需要被救傷的數目，更應該受到重視，並付諸實行。同時我們也該謹記，動物通道的建立只能解決看得見的路殺威脅，無法處理或解決道路建設帶來的汙染、文化掠奪、棲地喪失、外來種等各式議題或災難。

閱讀本書，不僅能從動物的視角看待人類道路，也看到了道路對人類自身的影響，更期待人類能找到與自然共生共存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