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動物遭遇車禍，死亡往往不是瞬間結束，而是漫長的痛苦與折磨。《與路共生》帶你深入道路生態學，從冷峻數據到動物臨終的痛苦凝視，思考我們與野生動物之間的關係，以及人類應承擔的道德責任。
如果問道路生態學家，為什麼應該建造野生動物穿越通道，對方會滔滔不絕說出一長串完全合理的理由，像是防止危險事故、節省成本、保護稀有物種。相較之下，如果問一名門外漢，為什麼該避免路殺，第一個答案通常與動物福利有關。車輛造成的不幸，規模之大幾乎難以想像，人類為野生動物帶來痛苦的行為當中，大概沒有比開車更嚴重的。
在某些地方，若有一隻有蹄類動物在高速公路上死亡，代表有接近 3 隻的有蹄類動物遭遇汽車撞擊而受傷離開。對生態學家來說，這具有深遠的意義，如果車輛撞擊事件比大多數路殺調查顯示得更為頻繁，理論上就該建造更多的野生動物穿越通道。但這項認知不僅對基礎建設很重要，在倫理上也深具意義。
車輛造成的死亡遠非瞬間結束，而可能在幾分鐘、幾小時、甚至幾天後才發生。想像一隻遭受重擊的動物，在生命最後階段所承受的痛苦、恐懼和困惑，四肢骨折、流血、在地上爬行、無力而驚嚇。這有多麼駭人！作家湯尼諾（Leath Tonino）曾跟隨一隻受傷的鹿進入紐澤西州的樹林，發現牠「蜷縮在地上，看著我，渾身發抖」。一個有靈的生命正在緩緩消逝，這是多麼可怕的折磨，而且時常發生。
我發現，許多生態學家不太願意討論動物的痛苦，部分是因為承認動物的痛苦，容易把動物擬人化，但有誰能真的理解獾、地鼠蛇或倉鴞的主觀體驗？另一個原因則是大自然本來就充滿折磨，如果過度深究，可能會得到荒謬的結論。就像一些學者所說的，難道我們應該消滅獅子以阻止牠們傷害斑馬嗎？大自然中的死亡是殘酷的。但是，車輛也是掠食者嗎？
正如作家馬里斯（Emma Marris）所說，人類在地球上的統治地位已讓「野外」消失。地球上幾乎沒有哪個角落沒有人類的城市、汙染物和道路。我們擁有主宰動物的力量，有鑑於此，難道人類不該為自己對動物造成的痛苦負責嗎？馬里斯承認，這樣想法會引起某種「思考眩暈」，我們人類有可能對「地球上數不盡的動物，包括每一隻麻雀、地松鼠、城市裡的老鼠和白尾鹿」具有道德義務嗎？
有些科學家認為答案是肯定的，或至少是可能的。野生動物倡議行動（The Wild Animal Initiative）組織就致力於野生動物福利，資助的研究包括鴿子的節育，以及光害對貓頭鷹的影響，這麼做的原因不是為了管理動物族群，而是為了讓動物生活得更好。
如果我們有責任減少動物的痛苦，就必須處理道路帶來的影響。以往動物權利倡導者關注的一直是「消極權利」，例如有權不受殺害、折磨或限制，基本上，就是我們不該對動物做哪些事情。但在積極面上，我們應該為動物採取什麼行動呢？對一些學者來說，可能包括「在設計建築、道路和社區時，把動物的需求納入考量。」道路生態學的實踐不只是一套工程原理，更是一項道德使命。
當人類建設的道路確實造成傷害時，我們可能也有義務減輕動物的痛苦。彌補方式通常是對受傷的野生動物進行治療、復健，最後再釋放回野外。當然，照顧浣熊和松鼠，讓牠們恢復健康，通常不是保育生物學家關注的問題，他們有限的資源所投注的對象，很合理的，通常是缺少干預就會減少或滅絕的物種。背後的邏輯是，一塊錢如果花在照顧一般動物上，這塊錢就無法用來保護稀有動物的棲地。
正如一位生物學家所說的：大多數動物救傷機構「無法通過合理的成本效益分析」。但從我的角度來看，野生動物穿越通道和野生動物救傷，都是對同一個問題正當的道德反應，只是觀點不同。穿越通道是積極主動的處理，救傷則是被動反應。澳洲生態學家倫尼（Daniel Lunney）在《太平洋保育生物學》 （Pacific Conservation Biology）期刊上哀嘆「知識界的相互孤立」，其中一方是關注動物族群的生態學家，另一方是動物福利主義者。倫尼寫道：「但無論出於何種意圖和目的， 雙方關注的主題其實相同。」無論是擔心稀有物種的延續，還是普通物種的生活，都無法逃避道路。
野生動物救傷在澳洲尤其重要，這與一個深植於演化的奇特原因有關：當地有兩百多種有袋類動物，也就是在母親育兒袋中完成發育的物種。北美洲年幼的胎盤哺乳動物若因路殺失去母親，通常代表默默的逐漸死亡。躲藏在巢穴中的狐兒小熊或小狐狸，幾乎肯定會餓死，即使有人願意照顧，也無從得知牠們的蹤跡。
但有袋類動物的幼兒，常常在死於車禍的母親破碎的身體中倖存下來，諸如袋鼠、小袋鼠、無尾熊、袋鼬、袋鼩和袋狸，這是母親最終的犧牲。根據一項研究，澳洲每年交通事故造成的動物孤兒中，有 50 萬是有袋類動物的幼兒。熱愛動物的澳洲人因此被訓練得學會檢查路殺動物的育兒袋，從中取出存活的幼兒，送給救傷的照護者。澳洲全國的動物救傷照護人員有一萬五千名。這些照護者會養育道路孤兒，就如同美國人收養流浪貓。
塔斯馬尼亞島的照護人員尤其傑出。這個島嶼位於澳洲南部海岸旁，形狀像顆鯊魚牙齒，這裡可說是令人憂心的汽車撞擊事件聖地，以病態的方式警示道路生態的重要。憤怒的遊客讉責「血腥地毯」破壞他們的假期。生物學家半開玩笑的建議州政府，以玻璃底的巴士載客旅遊。2014 年，報紙專欄作家諾勒（Donald Knowler）為塔斯馬尼亞取了一個醜惡的稱號：「世界路殺之都」。
我對路殺之都了解得愈多，就愈想前往造訪。我非常想探索當地的道路生態，到底是什麼原因讓這個州如此容易發生撞擊事件？目前又採取什麼措施解決問題？但我也希望能一探道路心理學。諾勒寫道，路殺「是塔斯馬尼亞人習以為常的事，甚至已成為當地詞彙的一部分，當然也是笑話的主題。」（穿越濕地的鴨嘴獸會變成什麼？壓扁獸。）致力於減輕鄰居所無心造成的痛苦，經常面對道路帶來的死亡、悲傷和創傷，是什麼感覺？澳洲哲學家阿布雷希（Glenn Albrecht）警告我：「這裡有些人根本不關心野生動物的死活， 有些人則是關心到幾乎要了他們的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