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經濟學家海耶克

1945年的春天，海耶克應其《到奴役之路》的出版商之邀，到美國作全國巡迴講演，以擴展其影響力。當他到哈佛大學講演時，我正在該校求學，也就前往聽講了。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容貌，聽到他的語調。我們知道，當時哈佛是凱恩斯主義者的大本營，是凱恩斯革命在美國的司令部，在這樣的環境中，他的言論要想引起眾多的共鳴是不可期的。我想他自己對於這一點，必是已有心理上的準備。

從那次以後，我一直就沒有機會再看到他，但他關於經濟景氣循環的理論，我則因曾上過他在維也納的同學與至交好友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教授在哈佛所開的同一科名的課，而有相當的了解。哈氏不但講解明瞭，而且他那本《繁榮與蕭條》（Prosperity and Depression）的專著更能引人入勝，已成為這一學科的經典著作，迄今還保存在我的書架上，使我受益匪淺，不勝感銘。

後來我回國了，做的也是他們所做的事，只是沒有他們的輝煌貢獻，不過是在大學中略盡職責而已。但畢竟都在學術界，所以間或也會聽到一些國際學人的信息。我就這樣知道了海耶克已於1950年由倫敦轉到芝加哥大學任教。我有一位朋友曾於1950年代中期到芝加哥大學訪問，他回來後告訴我，他曾接觸到該校一些青年經濟學家以及去攻讀經濟學的研究生，當他問他們闡引海耶克教授的講演時，他們都對這位大師不很重視，有的甚至根本未聞其名。這樣看來，他在這一階段，正如他自己所說，是被許多人遺忘了。

到了1963~1964這一學年，我承蒙美國傅爾勃特基金會（Fulbright Foundation）之邀，到美國二間學院擔任客座教授，每校一學期。在1964年春突然接到當時主持台灣經濟發展大計的要角之一李國鼎先生來信。他發現有一歐洲經濟學會是海耶克主持的，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也參加，要於七、八月間在維也納附近的色墨林（Sem mer ing）召開年會，而該會對於會員人選甚為嚴格，必須先以賓客身分參加一、二次集會才能考慮。李先生要我趁由美返台之便，取道歐洲，前往參加，並謂該會已知有我這一賓客的蒞臨。在這種情形之下，我也就遵囑按時到達該地了。

抵達以後，始知這並不是歐洲經濟學會，而是一個研究並宣揚古典自由主義的國際學術團體，稱為蒙柏崙學會（Mont Pelerine Society），是海耶克於1947年發起成立的，當時他也就被推為會長，一直擔任到1960年，而改任終身榮譽會長。之後會長則每二年改選一次，本屆為英國牛津大學教授羅克斯（John Lewkes）。參與人員包括文史哲與社會科學各部門的學者與專業人士，其中以經濟學家占絕大多數，而經濟學家中則又以美國為最多數。同時，我也意外遇到同樣受李氏之囑前來參加的台灣土地銀行董事長蕭錚先生，以及當時在美國康乃爾大學任教的蔣碩傑先生。蕭先生還帶來李口信，要我們順便徵詢海耶克與米塞斯能否排假到台灣訪問。

不久以後自然也就遇到海耶克，這是我第二次見到他，與第一次已相隔十九年之久，記得上次我從講堂的一端看到他的頭髮似乎是全黑的，現則已灰白了。後來也見到了米塞斯。於是我在會議過程中找到一個適當機會，分別向他們倆表示台灣方面希望他們能抽空前往訪問，不知有無可能。海耶克的答案是肯定的，只是時機可待日後再議。但米塞斯則認為自己已年老了，不宜長途飛行而婉拒。這樣我也就完成了此行的一部分任務。

後來經過協調，海氏偕其夫人乃於1965年10月來台訪問三週。那時除了台北外，我還曾陪他們兩位在西海岸各主要城鎮走了一趟，途中曾在東海大學與台中中興大學各做了一次講演。當時期間由於彼此交流頗多，自增加了我對他的體認。後來他倆還自動再來訪二次，都作了一週到十天的停留，每次都有舉辦講演、與學術界座談。這樣的結果，不但海氏對台灣的景況已有相當的了解，就是我們台灣學術界與一般人士仿效海氏的思想也已有粗略的認識。再以我自己來說，自1964年以後也就成為蒙柏崙學會的一員，每有集會，如時機許可，都前往參加，所以親聆海氏教益的機會頗多。同時，在另一方面，對於他的重要著述亦不時加以研讀，數十年來稍有心得。現在就配合海氏畢生的經歷，略加記述，敬請讀者指教。

國立中央大學學士、美國哈佛大學碩士。在哈佛期間曾受教於熊彼德門下，親炙於當代經濟學家熊彼德及多位名師的風采與學識涵養。

從事教學工作六十餘年，現任國立台灣大學名譽教授、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顧問、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顧問。曾任職台灣大學教授、法學院院長；中國文化大學教授、經濟學系主任、經濟研究所所長、法學院院長；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客座教授；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勒考斯校區客座教授。 

著有《經濟學原理》、《經濟政策》、《現代經濟思潮》、《偉大經濟學家熊彼德》、《偉大經濟學家凱恩斯》、《偉大經濟學家海耶克》、《偉大經濟學家費利曼》、《偉大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偉大經濟學家李嘉圖》、《偉大經濟學家薩繆森》、《偉大經濟學家約翰‧彌爾》等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