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之藩文集3

時空之海 序

一百與一百二十五
——談愛因斯坦致羅斯福的一封信

在春節前最後的一個星期天，楊振寧教授、元方及我在中大的大學賓館共進午餐，說起在三月中他將去德國的烏爾姆（Ulm）——愛因斯坦的誕生地，每一場愛氏一百二十五周年誕辰紀念會議的特約演講。

為期五天的活動中，楊的演講安排在三月十四日即愛氏誕辰當日。愛因斯坦逝世至今，德國人是懺悔自疚還是改過自新呢？這問題沒有人想到，即使想到也沒有人提及。不迥能邊得楊演講倒是合適不過，在世人看來，這確屬殊榮，雖然愛因斯坦之於德國，關係總是複雜得以形容——二戰後德國政府曾建議以他的姓氏為街道命名，但他拒絕了。

我回家後與元方說，在一百二十五周年作誕辰紀念活動，略感奇怪。百年是個整齊的數目，在一九七九年，美國倒是有一個學術會議在普林斯頓召開，在那個會中最使人動容的演講，是由數學家陳省身教授主講的。如果楊振寧教授講的將是規範場之類的話，那麼他們兩人都是「接著講」愛因斯坦學說的向前發展，而不是「照著講」愛因斯坦學說的按本宣科。「接著講」就是大師，「照著講」只是背書而已。

我手邊有一本弗蘭契（Anthony P. French）所編的百年紀念文集Einstein: A Centenary Volume，但不是那次普林斯頓的開會記錄。而陳省身的傑出論文則是在渥爾夫（Harry Woolf）所編的另一本書Some Strangeness in the Proportion裡，可惜渥爾夫這書不在手邊。在翻閱弗蘭契這本書時，竟看到一封可說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信，即愛因斯場一九三九年八月二日給美國總統羅斯福的信，以及幾篇與這封信有關的回憶隨筆。愛因斯坦致羅斯福的信，節譯如下：

華盛頓‧白宮‧美國總統‧羅斯福

先生：
費米、西拉德近來所做的研究，我讀了手稿，這使我想到鈾元素在最近的未來可能轉變成一種重要的能源。考慮及此，應該提高警覺。必要時，還要求政府方面迅速採取行動。所以我相信我的責任是請你注意下列事實與建議。
……我得知德國現今對已佔領的捷克鈾礦所出產的鈾礦所出產的鈾實際上已經禁售。德國所以採取先發制人的行動，箇中原因可這樣理解：即是德國國務官員之子Vo Weizscker與柏林的威廉大帝研究所有關係，而該研究所正在進行那些與美國對鈾所做的相同的研究。

忠實的阿爾伯特‧愛因斯坦

我們從愛因斯坦在信內所提到的人名說起：首先出現的名字是費米（Enrico Fermi），他是義大利人，一九三八年獲諾貝爾獎，因受不了墨索里尼那一套，在領獎後與家人逃離義大利。一九三九那一年他正在哥倫比亞大學做實驗。第二個出現的名字是西拉德（Leo Szilard），他與愛因斯坦是工作上的朋友，還與愛因斯坦有一個發明冰箱的專利。（詳見弗蘭契的書頁二十五）。

起草這封信的還有維格納（Eugene P. Wigner），他是一九六三年諾貝爾獎的得主。桑頓（Andrew Szanton）與維格納合寫的維格維傳記，叫做The Recollection Of E. P. Wigner as told to Andrew Szanton。這樣長的書名該怎麼譯呢？只能譯成《維格納的回憶，是這樣告訴桑頓的》。長得都不像書名了，但很準確。這本傳記雖不是本人執筆，實際上確是一本自傳。或可逕譯為《維格納口述回憶錄》。這本書上面說：

大概在一九二八年，我首次見到西拉德、馮紐曼（John von Neumann）和泰勒（Edward Teller），大家全都在十年內誕生於布靖佩斯的猶太人家裡。西拉德生於一八九八年，我（維格納）生於一九○二年，馮紐曼生於一九○三年，泰勒生於一九○八年。

在維格維的傳記中，提到這封信原是愛因斯坦的德文手筆，然後由維格納譯成英文。信寫好後，愛因斯坦就到紐約長島度假去了。是後來西拉德拿著打好字的信，抓著泰勒開車，去長鳥找隱姓埋名的愛因斯坦親自簽字的。在弗蘭契的書頁二十四，記載了泰勒的這段回憶。一九三九年八月，也就是希特勒入侵波蘭的四個星期前，愛因斯坦在八月二日給這封仆石簽的字，但這封信卻在十月才到達羅斯福手中。西拉德是寫這封信的推動者，也因為愛因斯坦的盛名，羅斯福才有成立鈾顧問委員會的決定。

這封信涉及的人物包括愛因斯坦、費米、西拉德、維格維、泰勒等科學家，除西拉德外，且看：費米是楊振寧在芝加哥大學的老師；維格納是楊在哥倫比亞大學找不到費米時，改去普林斯頓大學所找的導師，但維格納當時卻正要離開普林斯頓到田納田的橡樹嶺去；泰勒是楊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泰勒去年才在舊金山逝世，由那個訃聞裡就知道他一生的主張與作為）。泰勒的、維格納的、西拉德的主張都一律保守。而這封信羅福看後，驅動了美國進行曼哈坦計劃，由歐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總領軍，把原子彈製造出來。

戰後，歐本海默主持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那時不但愛因斯坦在那裡，楊振寧也來了，數學家有外爾（Hermann Weyl）和陳省身等。

至於一九三九年寫信的、譯信的、送信的這群人，幾乎與在普林斯頓的歐本海默身邊的那群人壁壘分明，政治立場差不多完全對立。愛因斯坦本來是怕希特勒的原子研究搶先成功，才在這封信上簽字的。

但不久，他卻又怕因原子能之出現使人類回到棍棒混戰的原始時代，而有些後悔在這封信上簽字，立場自然轉到歐本海默那邊。戰後，歐本海默主持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那時不但愛因斯坦在那裡，楊振寧也來了，數學家有外爾（Hermann Weyl）和陳省身等。至於一九三九年寫信的、譯信的、送信的這群人，幾乎與在普林斯頓的歐本海默身邊的那群人壁壘分明，政治立場差不多完全對立。愛因斯坦本來是怕特勒的原子研究搶先成功，才在這封信上簽字的。

捧著這本百年文集，看著愛因斯坦的這封信，等著聽楊振寧教授的演說，同時在想這個世界在什麼時空？……一八七九、一九七九、二○七九是一堆數字，以及一七八九、一八九九、一九八九又是一堆數字！

註
一八七九年，愛因斯坦誕生；一九七九年，愛因斯坦誕生一百周年，好多人在普林斯頓給他過生日，但愛氏已去世多年（死於一九五五年）；二○七九年，也會有人為他慶祝二百周年誕辰。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大概影響他對自由的觀念與對教育的看法；一八八九，愛因斯坦十歲，社會黨國際大概影響他對平等的觀念與對經濟的看法；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倒下，東歐怒潮澎湃，一直到蘇聯解體，而他已死了多少年了？ 

二○○四年三月九日於香港

補記
這本集子大概是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到二十世紀尾，在波士頓與台南，後來又兩邊跑時所寫的散文，叫做《時空之海》，題目是太大了。現在已是二○○四年，為二十年來所寫的散文集補一個序，以說明作此書的原委，不應該是很難的事，但竟也沒有什麼可說的。我所能寫的只有此時此地的心理狀態。也就把剛剛作的這篇小文：「一百與一百二十五」拿來當作這本書的序罷。 

二○○四年四月二十七日於香港

散步 序

小孩時念過不少白居易的詩。因為是大白話，好記；又押韻，好像唱歌似的。那些年，並沒有好聽的歌可唱。幾乎所有的歌，不是吼，就是叫；不然就是咆哮，甚至嘶號；還是念詩罷。杜甫的〈秋興〉八首，不大懂究竟是講些什麼；李商隱的〈錦瑟〉無端，更不知所云了。

只有白居易兩句詩，不僅不忘，而且是與時俱進；越年長，越覺出其中滋味，甚或道理。

每因暫出猶思伴
豈得安居不擇鄰

總記得這兩句，實在因為就大環境說，一直是在逃難與逃荒，外戰了又內戰；還不是只因為國家的那個東鄰與北鄰，想擇也擇不了，躲也躲不開。就小環境說，每天自動的，或醫囑的，不要忘掉散步，或不可忘掉散步。所以數十寒暑，每天複習一次，怎麼能忘掉這兩句呢！但白居易係唐人，為什麼這兩句卻像宋人的詩，說理多於言情。

整整二十年前罷。我由香港到波士頓，在大學裡教書。地方是在查理河快到出海口的地方。對面是麻省理工，上游是哈佛大學。我卻常常去哈佛的燕京圖書館，在那些中文書堆裡尋尋覓覓，不久在那裡認識了元方。

我邀她到查理河邊散步。這個散步的小徑很長，是一位醫師捐贈給公家的，是沿著河邊闢出的一條小路。如果從上游而下，向左邊看有時是忽寬忽窄的草地，再向右看時是沿河的公路上的車流。如果不向右看，只向左看，走不多時，是田野景致，隔河的遠方是麻省理工的天際線。再往前走，真是春風楊柳萬千條了。

這一段據說原是沼澤，兩岸向中間一擠，擠出個查理河來。查理河也有十來個橋罷。到了哈佛附近，穿過的橋，都是又短又小的。走約半小時，就遇見波士頓大學的橋，再走下去就遇到更長的哈佛橋，哈佛其名卻已到了麻省理工。為什麼這樣名實不符，誰也不知道。再往下去，就是以詩人為名的朗費羅橋，也就快到出海口了。

最痛快的是一邊散步，一邊說詩。我有時背誦兩三句不全的律詩，元方就給補上。她有時說一些清詩，我則忽覺新意盎然。可是又記不住，過了明天就忘了。常常這樣散步，但不覺得是散步；倒是像在作夢，而在夢中說詩。

他們哈佛什麼怪人都有。比如，有一位研究科學史的教授叫荷頓，就專寫科學人物的散步，最有名的自然是量子論大師玻爾與海森伯的散步。兩人究竟說了些什麼，那時還沒有人知道，所說竟是可以關係到二戰的世界大局的。

又比如愛因斯坦的散步，愛因斯坦與第二個太太艾爾撒的定情，就是在柏林郊區森林（Grunewald）的散步上。再往前一看，愛因斯坦與第一位太太米列娃的感情破裂，可能始於不散步上；因為愛因斯坦不是與蘇利文，就是與貝索散步去了。

去年，又回到香港的中文大學，這時元方已在中文大學教書好幾年了。她的辦公室在山上的新亞書院，我的辦公室在山下的工程大樓。幾乎每天都可以彼此訪談，但要上山下山的散步。我們的話題卻不限於唐詩、清詩或中國的詩了，也不限於愛因斯坦與海森伯那老一輩了。

從山上到山下的火車站，大概有幾十分鐘的路程，也可以海闊天空的漫談。有一天她忽然問起我來：「什麼是廣義相對論，你能用一兩句話說一下嗎？」我說：「我不能，可是惠勒（John Wheeler）卻能。」那麼惠勒是誰呢？

惠勒就是費曼在普林斯頓大學念博士時的導師，也就是楊振寧在一九四六年剛到紐約時，想找費米找不到而立時去了普林斯頓找維格納，而維格納又正要束裝去橡樹嶺，便給楊介紹了另一位導師；此人即惠勒。楊並沒有跟惠勒，而是到芝加哥再找費米去了。惠勒有兩句話，沒有詩的形式卻有詩的內容，說的就是廣義相對論：

空間作用於物質，告訴它如何運動；
物質作用於空間，告訴它如何彎曲。

這是不用數學語言所能說出的最簡單的廣義相對論。這兩句話很耐人咀嚼，耐人尋味。第一句不說影響，而說告訴；第二句不說影響，也說告訴。其實，空間與物質都不說人間的話，而惠勒偏使它們說起話來，多生動啊！

談了好幾天的惠勒，我說：「我喜歡他的傳記，主要是他不用數學式子，也能把他要說的觀念傳達出來。比如他常說，自己的人生由思想上的變化可以分成三個時期：

第一、一切是微粒。（Everything is Particles.）
第二、一切是場。（Everything is Fields.）
第三、一切是信息。（Everything is Information.）

這是說惠勒自己一生三階段的思想歷程；其實，他也同時說了人類的思想歷程。他的所謂信息的現階段，如果說由生物學的DNA而來，我們尚可理解；惠勒是核子理論大家，他是由量子論而來，這就不是一看就能理解的了。」

惠勒與海森伯，於一九五一年在哥本哈根散過步。惠勒比海森伯小十歲，他由散步的談話中就相當了解一時騰傳的海森伯故意拖延使德國做不成原子彈者不是事實。惠勒見到的海森伯是非常落寞的，他所根據的也不過是與海森伯的那次散步。

我是二○○二年十月，才由波士頓來港的。因為九月裡在那裡病了。翌日，元方即刻從香港來波士頓接我。楊振寧教授在港過八十歲生日的慶宴，我因病就不能參加了。但這也成了我們今年上山下山散步中的話題。

我說：「北京為楊教授生日，邀來的客人中有十幾位全是諾貝爾獎的得主。」元方馬上就說：「全是物理界人士罷。也是一樣過八十歲生日的，就數佛洛伊德過得最特殊。

佛洛伊德在一九三六年，由德國的湯瑪斯曼領頭，還有法國的羅曼羅蘭，英國的吳爾芙……等，將近二百個文學藝術界人士，而不是心理學家或醫生一起簽了個大卡片，表示大家深受他的影響要衷心的向他致敬。此大卡片由湯瑪斯曼呈獻給佛洛伊德。這兩個人，楊振寧與佛洛伊德，都是大家為他們慶祝八十壽辰，不過佛洛伊德沒有得過諾貝爾獎，是外行為他過八十歲生日。佛洛伊德沒有得獎，什麼人才該得生理醫學獎呢？開山大師都得不到！」

那天的散步與談話比較長些，從她的山上到了我的山下，又從我的山下，散步到大學火車站。

她說：「你記得前一陣子，我參加新亞的春茗。旁邊是位醫學院的教授。他送了我兩篇《自然》雜誌的論文，登載於今年的一月號上，還是討論DNA的發現呢！雙螺旋根本是富蘭克林（Rosalind Franklin）女士發現的，是她的老闆衛肯斯（Maurice Wilkens）把她的實驗結果給華生（James Watson）看了。富蘭克林早逝，到死也不知這個事實。我看華生的自傳，最恨他的輕佻。」元方因此而聯想起女人的不幸來，為富蘭克林的委屈而心酸。

我也看過華生所寫的DNA的發現。因為書上涉及的活著的人太多，當年接到稿子的哈佛大學出版社，先請律師看過稿中是否有地方涉及誹謗。這是華生自己在續書中說的。

今年三月裡，忽然知道了城中有個愛因斯坦的展覽，去看後，帶回一本小書來。我看過好多本愛因斯坦傳，卻沒有這一本短小可喜。最可珍貴的是：愛因斯坦的孫子伯納德（Bernard Einstein）在書前作了一小序。他說：

祖父鬧胃病，醫師不許他抽菸斗。杜卡斯說，祖父從他住的什麼街一一二號每天往返高等研究院的路上，常常撿一些菸頭，裝在菸斗裡過過菸癮。

我們說到這個拾菸頭的故事時大笑起來。計算一下，他是一九三三年到普林斯頓的罷，一九五五死的。至少有二十年每天晨昏往返，一個人走來走去。

有時有人陪，多時無人陪。當然不知他想些什麼？但二十年的散步，有多少里啊。元方說：「詩人華茲華斯的散步，有人統計過約十七萬五千多英里。華茲華斯的詩，大概都是在散步中作的。可是華茲華斯一生眷戀於山色與湖光，他想把科學新詞溶入詩篇，卻辦不到，就從人生舞台退出了。」愛因斯坦則在夫人、妹妹死後，提琴既不能拉，換成彈鋼琴，以後的日子是醫生不許吸菸，只是在散步的街頭揀些菸蒂時，統一場論兜不起來，就進了醫院，就在說德語無人聽懂的寂寞的病床上死去了。

「豈得安居不擇鄰」，鄰有時是不容擇或不易擇的。「每因暫出猶思伴」，伴也有時只可思而思不來的。我真是幸運，可以與元方天天在山路上散步。而放假期間，又能回到波士頓的小徑上，天天在水濱散步。我們談的話，有時寫為文章，也就成了這本集子。

二○○三年七月十二日於香港

​昨海今田 序

二十世紀的二十個人

一九九九年尾，也就是二十世紀末，許多國家，特別是美國，均有二十世紀這一百年中科技界重要人物之評估。各類媒體所推出的名單是下列二十位：

1. 愛因斯坦：他的相對論改變了人們的宇宙觀；
2. 玻爾：對量子力學的解釋影響了二十世紀的科學與哲學；
3. 海森堡：他提出的測不準原理讓人認識了微觀粒子的本性；
4. 薛定諤：他的波動力學方程是量子力學的標準方程；
5. 盧瑟福：在原子核物理和原子核化學方面做了基礎性工作；
6. 歐本海默：製造第一顆原子彈的組織者；
7. 萊特：威爾伯和弟弟奧維爾發明了飛機，改變了二十世紀的天空；
8. 克里克：和華生發現核酸的分子結構，奠基現代生物學；
9. 布勞恩：當代航天科技的奠基人；
10. 馮紐曼：對電子計算機理論做出最大貢獻的科學家；
11. 居里夫人：在放射性研究方面有重大貢獻和影響；
12. 蓋茨：比爾‧蓋茨是九十年代對世界影響最大的軟體專家；
13. 普朗克：第一位提出量子觀念，導致了量子力學的產生；
14. 魏格納：二十世紀地球科學的奠基人；
15. 哈勃：現代天文學的奠基人；
16. 馬可尼：無線電通訊的奠基人；
17. 倫琴：發現x射線，在二十世紀得到廣泛的應用；
18. 錢學森：中國的航天之父；
19. 哥德爾：對數學和哲學有根本影響之人；
20. 佛洛伊德：在心理學領域影響最大的人。

這個二十世紀科技界最重要人物的名單，看來非常有趣。把愛因斯坦與蓋茨放在一起，不免令人驚異。可是，他們對世界的影響，究竟誰大，實在也不易講。就是比較此二人的少年時代，愛因斯坦固然是能逃學就逃學，能翹課就翹課。反正他是自修，最多是與好友切磋，不拿學校當一回事；而蓋茨呢，他父親好不容易把他送進哈佛大學，他呆不了一兩年就辭別而去。他認為念完四年躭誤太多時間，而時間必須把握。創業時機不容錯過。把這兩位放在一起，仔細一想，又不是太突兀了。

好在這些姓名，差不多我們全耳熟能詳。略加分類有十位是得過諾貝爾獎的；剩下的十位是沒有得過諾貝爾獎的。我們又發現了，愛因斯坦、玻爾、普朗克、倫琴……等，是研究小東西的，是微觀的；而歐本海默、布勞恩、蓋茨、錢學森……等，是搞大組織的，是宏觀的。

航天、戡地、倒海、排山，固然大而又大，其實，馮紐曼之於電腦，佛洛伊德之於心理等等，所搞的東西，不見得尺寸很大，而是極複雜之能事。相對而言，也就是無比的大了。這群功臣，自歐本海默，至佛洛伊德，均未得獎，倒是大家都知的事實。

所以，我覺得，得奬的那十位是搞小東西的革命者，星星之火燎起原來以後，對世界所生的影響甚大，而另十位是獻身於大而複雜的系統，可以說是組織者。前者的動機主要是好奇、縱嗜或愛美，好像「愛情」，每個人有自己的解釋；後者的動機卻是救國、助人或發財。動機雖不同，其孜孜的努力、矻矻的窮研，流血或流汗見於外，焦思與焦慮存於中，則大致是一樣的。而貢獻所至，差不多都是翻天覆地的規模。因為他們的立功立言，不只是我們所住的地球變了，就是所見的宇宙也變了。

由小的顆粒研究起，向深處追查，可以說是物理派；研究的方法是把環境搞清楚，為求簡單，假設因而多起。可是那些以大的系統為目標的一類，向遠處發展，可以說是工程派，他們不能有任何假設，也不能有任何限制，考慮到的是全球的現狀，與各方面的參數。歐本海默及錢學森，馮紐曼與蓋茨，都是屬於此類。他們的特色，是組織的成功與目標的達到。媒體所選是看對世人的影響有多大。在此二十人的評估中，由革命者與組織者二類平分，倒是偶然的巧合。不過對後世影響的範圍都是到了令人震驚的地步。

我們就以蓋茨為例，對計算機這一行從一九四幾年開始到蓋茨以軟體興家的簡史略加回溯，藉以說明組織者的特性。

從一九四幾年代起，是艾克特（Eckert）以二十歲的稚齡，動員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師生做出ENEVAC﹐所用的主要是一萬八千個真空管。那時候尚沒有電晶體，他所遇到的困難，也許是一萬八千個真空管所發的熱，究竟用多少電扇向四面吹的冷卻問題。而他的成不成功端賴全面工程的顧到與大小毛病的解決上。在第一臺普通目的的計算機完成後，他們就利用成功的餘威組織UNIVAC，製造計算機硬體來擴充科學及工程計算上之應用，同時轉為公司。就計算技術而論，他們是成功的，可是在事業上卻失敗了，鬥不過IBM的商業用途，也就黯然落幕。這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故事。

IBM的眼光是注意大的國防應用，大的保險事業，總方向是從科學計算轉到企業利用，而與日常使用或小民應用並無關係。計算機是向大的方向發展，所謂第四代、第五代等接踵而至。

兩個史蒂夫（Steve）的蘋果到來，並不是兩個史蒂夫有特別聰慧的新猷，而是IBM的不屑於搞小。垂手可做到的事不肯做，竟使整個企業為之不支，因而小的計算機湧上來了。

王安由可以寫程式的計算器到辦公室自動化，他又成立軟件研究及中國文化研究的機構或項目。我們事後看來，只覺得他的主要政策大體正確，至少是不離譜，可是他並未悟出軟體研究如此簡單的事，關係著整個電腦的發展，他未予以足夠的重視實是致命的失敗之由。軟件書寫並不僅是技術問題，而是一個文化問題。拿最簡單的當時的例子即可說明。寫足球賽的電子遊戲，不懂足球規例，是寫不出來的；寫警察捉賊，不懂法律程序，也是無從寫起的。

如此，到了九十年代，比爾蓋茨來了。他以軟件的旗幟指出電腦發展之正途。他躋身於二十世紀的前二十名科技風流人物之中，是當然又顯然的了。

我們敘述蓋茨的興起正是說明搞大組織者不能不顧及到世界全盤的知識、把握住瞬息萬變的時機、作到當機立斷的決定。

總之，新事物的到來，無論看來多麼不重要，組織者均要考慮及之。企業擴展的契機，就可能由此而來。九十年代是蓋茨的軟體時代，而就在各種軟體陸續問世時，通訊事業顯然起飛了。近因是克拉克的商業化網路技術，遠因是美蘇競爭與蘇聯解體，許多競爭時的秘密頓時解開，資訊革命悄然而至矣。

如果說在計算機的大流中，闖進來通訊自然可以﹔如果說通訊的大流中，闖進來計算機也可以。這是二十世紀的大事，我只有將範圍縮小，說說中國血統的人，他們如何走上世界的舞台，又是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在這個驚心動魄的大戲中，重要的角色還真不少，其中之一就是吳錦城先生。

不過，二十世紀的二十人中，只有一位錢學森是中國人；二十一世紀末，再作此類評估時也許有一、二位，或三、四位是中國血統的人，也可能有錦城。

大體說來，電腦界王安的前瞻眼光，是不容抹煞的。康寧漢出於其旗下，錢伯斯也出於其旗下，令人深服其成功之非偶致；網站界楊致遠的綜合判斷，也是可圈可點，而其輟學出山情景亦頗似蓋茨。錦城之箭點（Arrow Point）第一功，是非常驚人的戲劇場面。在那種泡沫之年，差之毫釐、失之千里的諺語也不足以形容。

錦城的箭點通訊企業以及以後接二連三的成功，大致記在這本精簡扼要的小書裏。書雖小，在在看出他的前瞻的眼光與綜合的能力。

我與元方曾在波士頓坐著錦城和沙林的小船，出海航行了一圈。他沒有說什麼，好像也沒有做什麼似的安詳的當著舵手。我們算是大同行，但絕對沒有提及電腦或通訊的事。我那天所想的卻很奇怪：先想愛因斯坦在一九二○年左右名譽陡升，是否與一戰結束世人的消極有關？而梅爾維爾（Herman Melville）的《白鯨記》是在作者去世三、四十年後成了名著，也是在一九二○左右回到家裏，我問元方，《白鯨記》的深層意義是什麼，她笑而未答﹔我對她倒講了一些電網的高速公路。

二○○四年一月

一九二五年生，北洋大學電機系學士，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科學碩士，英國劍橋大學哲學博士。

曾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副研究員，休士頓大學教授，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波士頓大學研究教授；現任香港中文大學電子工程系榮譽教授。 年輕時即是胡適的忘年小友，梁實秋的暢談夥伴。

除了科技領域的一片天，他始終在心裏為文學保留著一席之地。著有電機工程論文百篇，《系統導論》及《人工智慧語言》專書兩冊；散文集《大學時代給胡適的信》、《蔚藍的天》、《旅美小簡》、《在春風裏》、《劍河倒影》、《一星如月》、《時空之海》、《散步》等；作品多篇選入台灣和香港的中學教科書，對青年學子產生極大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