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做為一門科學、行業和經濟創新的來源，它在社會到底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衍生金融商品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最早提到衍生金融商品的記載之一，是亞里斯多德在他的著作《政治學》（Politics ）當中，描述了著名的希臘哲學家泰勒斯（Thales）的成功交易。泰勒斯有時被稱為世界上第一個真正的數學家，因為他將數學視為形式演繹推論（formal deduction），是一個由假設到證明的嚴謹過程。顯然，數學家從一開始就對金融很感興趣！
選擇的自由，選擇權的價格
亞里斯多德記述，泰勒斯支付定金，以便以約定價格，在未來收成作物時租用橄欖油壓榨機。定金其實就等於選擇權的保證金。定金（arrabon）一詞在現代希臘語中有不同的詞義（指訂婚），但是在古希臘語中，我們可以說，它指的是某種選擇權。
實際上，訂婚就是一種選擇權，婚姻本身也是一種選擇權，正如投資理論家阿維納什‧迪克西特（Avinash Dixit）和羅伯‧平狄克（Robert Pindyck）所說的：這兩種行為都包含了與定金類似的非貨幣承諾。他們認為，選擇權理論在日常生活中有著普遍存在的重要性，他們也提出許多類選擇權行為的例子。以自然資源耗盡或熱帶雨林徹底消失為例，在資源耗盡或雨林砍光之前，人類可以選擇消耗或砍伐，也可以選擇不消耗或不砍伐。在決策底定之前，選擇本身就有選擇權價值，這也是每個人在做選擇前必須考慮的事情。
泰勒斯和橄欖油壓榨機主人所簽訂的合約，確切性質已不可考，也許合約約定壓榨機所有者可以獲得部分橄欖油，以抵償壓榨過程產生的成本。泰勒斯購買的就是我們現在說的橄欖選擇權，因為他如果在收成期發現橄欖價格不升反跌，他可以選擇不履約，並犧牲定金。他簽訂的合約與現在一般衍生金融商品協議的差異在於，他的合約是以總價計算，而非以產品的單價計算，但這種區別對選擇權理論的討論並不重要。他是對橄欖的價格做單邊押注，如果橄欖價格超過合約的租金價格，他就獲得超額報酬，如果橄欖價格低，他最多只損失定金。對商品價格的單邊押注，就是選擇權的本質。
根據亞里斯多德的說法，橄欖價格後來如同泰勒斯所預測的上漲，因此「他付了定金，可以使用希俄斯（Chios）和米利都（Miletus）所有的橄欖油壓榨機，由於訂約時沒有人跟他競爭，約定租金都很低。當收成季節來臨，他再依自己想訂的價格出租這些壓榨機，賺了一大筆錢。他向世人證明，哲學家只要有意願，也能輕易致富。」
亞里斯多德講述這個故事，目的顯然只是要證明，學者在現實社會中可以起作用。這個故事並不能說服我們，選擇權市場本身和其影響都是正面的，事實上，這故事聽來很像是一個聰明的經營者在占廣大民眾的便宜。
互補的動機形成雙贏的交易架構
但我們從這個故事中得知，橄欖油壓榨機的所有者並不反對出售選擇權，想必他們之前就做過這類交易。為什麼他們願意這麼做？在這個例子中，榨油機所有者顯然是吃虧的一方，但他們真被泰勒斯欺騙了嗎？
事實上，我們很容易理解，為什麼壓榨機主全都願意出售壓榨機的選擇權。泰勒斯向他們提出交易，賭的是橄欖價格會大漲，但他們必定認為這個機率很小。他們必然以為泰勒斯並不確定橄欖價格是否會上漲，所以他們交易的代價是捨棄未來可能會出現的更高價格，轉而守住一個現在已經確定的價格。如果橄欖價格下跌到低於約定價格的水準，泰勒斯支付的定金可以抵銷可能的損失。如果條件適當，所有者可能偏好規避橄欖價格大跌的風險，但是泰勒斯顯然沒有提供這種交易。
像泰勒斯一樣想要購買橄欖選擇權的投機者，是否都是非理性的呢？如果他們和泰勒斯一樣，有方法預測橄欖價格，就不是非理性的。但是我們已經看到，如果壓榨機的所有人認為購買選擇權的人確實得知橄欖價格會上漲，他們就不會同意出售選擇權。
從他們的理論來看，在這種市場從事交易的人都需要某種程度的不理性，例如買買權的人樂觀，而賣買權的人悲觀。另一方面，如果買選擇權的人都知道並且擔心橄欖價格變動的風險，那麼他們的選擇權交易就非常合理。例如，橄欖油零售商就可能想要出售選擇權，因為如果橄欖歉收，他們將會生意慘淡，選擇權能夠彌補部分利潤損失。這時，即使缺乏未來橄欖油價格的資訊，榨油者和收油者都會因為彼此的選擇權交易而互蒙其利。
摘自《金融與美好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