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經濟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投資人越來越需要靈活的資產配置策略，以應對市場波動、貨幣政策變動及地緣政治風險。多週期資產配置強調短、中、長期視角的整合，讓投資組合能在不同經濟環境下保持穩健成長
多週期的資產配置策略
▎長期角度：注重生產要素與需求變動
長期投資人在制定資產配置策略時，應該關注會對全球經濟金融活動產生長期影響的關鍵因素。在長期經濟發展中，生產要素的變動和需求變動是決定資產配置的關鍵，其中，生產要素變動更是核心。在經典的經濟學生產函數當中，產量與勞動力、資本等要素密切相關。生產函數的重要前提是經濟系統結構相對穩定，但事實上，在西方經濟學的發展過程中，結構性變化也是經濟成長的重要推動要素。
長期來看，人口、區域、產業、制度結構的變化，以及潛在的技術創新，決定經濟成長。其中，人口結構的變化是影響經濟趨勢的核心關鍵，生產要素供給不足會導致經濟的潛在產能下滑，影響經濟成長。因此，投資人制定長期決策時，必須考慮全球性的要素結構變化，從未來十到二十年來看，投資人面臨的生產要素變化主要是人口結構的改變，也就是人口跨越劉易斯轉折點（Lewis turning point），急速高齡化。此外，投資人制定投資策略時必須重點考量預測性較高的要素結構變化，通常中長期人口結構變化可以預測，但科技發展的可預測性相對較低。例如，我們無法預測人工智慧在未來三到五年會為人類社會和經濟發展帶來什麼樣革命性變化，因此，科技進步的不可預測性，導致這項變化難以反映在資產配置組合當中。
人口要素同時涉及生產要素和消費群體，人口規模和結構變化都會對經濟產生明顯的影響。在「嬰兒潮」時期，0 到 14 歲及 65 歲以上這兩個非勞動群體占比較高，人口負擔較重，但隨著「嬰兒潮」一代長大，勞動力供給變多、老年人口卻沒有明顯增加，這時撫養比下降，進入「人口紅利」時期。接著，「嬰兒潮」一代逐步過渡至退休階段，勞動人口下降，老年人口上升，此時進入「人口負債」階段。
另一方面，根據生命週期假說，人們年輕時會儲蓄、投資，老年收入減少時，會拿年輕時累積的財富來消費，所以人口紅利會推動固定資產成長，也會將儲蓄轉化為消費，推動消費和服務成長。
人口結構變化會改變勞動力結構，進一步影響其他要素的投入、產出和效率。從供給角度來看，經濟成長的動力來源是增加生產要素投入以及提升要素使用效率。目前勞動力供給短缺，單位勞動力成本上升，勞動生產率下滑，導致經濟成長放緩。此時，勞動力要素達到供需新平衡，單位勞動力成本上升，將進一步削弱製造業的國際競爭優勢。這兩個因素互相作用，勞動生產率將長期下滑；在勞動力供給成長下滑、勞動生產率減少的背景下，經濟成長也將長期趨緩。
人口結構變化也會改變需求結構。從需求的角度來看，人口結構變動讓人口紅利從生產領域轉向消費領域。更進一步來看，消費需求變化蘊含著產業結構的調整過程。隨著人們逐漸從追求溫飽轉向耐久財消費，並開始追求個性化消費，產業結構會跟著調整：第一級、第二級產業占比下滑，第三級產業占比持續攀升，導致第一級產業勞動人口轉向城鎮、第一級產業的勞動力也會逐漸轉向第二級和第三級產業。城鎮人口增加會帶動人民消費水準提升，推動產業結構從農業為主到製造業主導，再到服務業引領的轉型升級。
分析人口結構及趨勢，有助於投資人制定長期資產配置策略。長期來看，人口紅利消失對經濟有四大影響：第一，儲蓄率與投資率下降；第二，出口競爭力下滑；第三，勞動力成本上漲會讓商品和服務的成本增加，進一步推高消費者物價指數；第四，國內服務業價格出現長期的結構性上漲。此外，長期而言，經濟成長潛力趨緩且消費者物價指數有上漲壓力，企業獲利就會衰退。
以日本為例，經歷 20 多年高速成長後，日本在 1960 年代末開始遇到成長瓶頸。日本在 1960 年前後迎來「劉易斯轉折點」，1980 年代左右人口紅利消失：1961 到 1967 年、1973 到 1980 年，先後出現兩次勞動力短缺問題。勞動力成本上漲推升通膨，1960 到 1975 年，日本勞動力薪資持續上漲， 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幾乎每年都超過 5 ％，在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後，由於內部與外部通膨壓力的雙重影響，日本的消費者物價指數一度升高至 25 ％。1960 年代以來，日本因技術進步等原因，工業產品始終維持在低價位，但勞力密集型農產品和服務業價格卻大幅度成長，日本勞動密集型產業產品出口的相對優勢明顯下滑，這個趨勢一直持續到 1990 年代。
此外，區域結構也會對經濟成長產生重要影響。一般而言，由於區域經濟受地理環境和自然資源條件的限制，所以不同區域發展不同，而且區域結構與人口結構也會相互影響。以中國為例，在工業化、城鎮化的過程中，大量人口湧入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導致中西部人才流失。從生產函數的角度來看，勞動力短缺會對區域經濟產生負面影響。顯然，區域結構也是判斷經濟發展時的重要參考指標。
從體制結構來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主導作用，有助於總體經濟往好的方向發展。進一步來說，市場有效配置資源的前提是必須有健全的制度，例如明確的產權制度，如此才能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也才能讓生產要素在市場上自由流通、配置。整體而言，體制結構對經濟成長有著不容忽視的影響。
▎中期角度：經濟週期輪動是決策關鍵
針對中期投資，投資人必須制定動態資產配置策略，在這個階段，經濟週期輪動是決策的關鍵。研究經濟週期的意義主要是透過了解經濟運行的規律，來有效配置資產，特別是主要的資產類別。此時，美林時鐘可以作為分析經濟週期與資產輪動週期的有效工具。
週期更替時，會出現資產、產業輪動的狀況，導致長期資產配置發生變化。因此，在中期（2 至 3 年）的視角下，投資人必須觀察經濟結構變化對資產輪動產生的影響，並將這些變化反應在動態資產配置策略當中。美林時鐘描述的是實體經濟與投資策略之間的基本關聯，但由於各國經濟政策與經濟所處的發展階段不同，所以經濟週期各階段的持續時間也不同，一些國家甚至會跳過某個階段，但是美林時鐘仍然可以為中期資產配置提供大致的方向。
當然，經濟週期理論是一個廣泛複雜的理論體系，主要理論包括技術創新週期（康德拉季耶夫週期）、房地產週期（庫茲涅茨週期）、資本支出週期（朱格拉週期） 和庫存週期（基欽週期）等。投資人在配置中期資產時，應聚焦在幾個週期特徵：有可靠、敏感且被市場廣泛認知的經濟指標作為判斷依據；能識別經濟轉折點；不同階段的變化能反映在資產價格中。
由於確認經濟轉折點以及預測經濟的難度很高，因此很難根據技術創新週期的發展來做出有效的資產配置決策。房地產週期可劃分為長、短兩種週期，其中長週期因時間跨度較長（約 15 到 20 年），各階段的變化很難迅速反應到資產價格上，因此房地產週期也不適合成為資產配置依據。資本支出週期通常
落後於經濟（企業獲利） 週期，難以做為資產配置的依據。庫存投資規模雖然相對較小，但對國內生產毛額波動的影響卻相對大。通常庫存變化落後於經濟週期變動，因為企業很難預測需求在何時會產生變化，往往是在需求趨緩後才開始調整生產與庫存。在經濟從景氣轉向停滯性通膨時，需求下滑會比企業庫存的調整先出現，而隨著需求下滑的趨勢開始浮現， 經濟從停滯性通膨轉向衰退時，企業才會主動減少生產來降低庫存水準。
將庫存週期與流動性週期、獲利週期以及通膨週期相互整合，擴展後的三週期理論可以將經濟週期劃分為六個階段。前面的分析主要是根據成長與通膨兩個因素來劃分經濟週期，加入流動性指標後，由於流動性指標對貨幣政策在經濟擴張期和衰退期的操作有重要影響，因此又可將這兩個時期分成擴張前期和後期、衰退前期和後期。
根據歷史資料，在三週期理論下，股票、債券以及大宗商品這三類資產在六個階段中的表現各有不同。
股票類資產在停滯性通膨期和衰退前期表現相對較差，因為在停滯性通膨期政策緊縮之後，投資人對基本面預期轉向悲觀，而股票性資產的不良表現會一直持續到衰退前期。在衰退後期，由於政策轉鬆，市場流動性增強，資本市場對於基本面的預期有所改變，但由於實際基本面仍在惡化，因此市場會在政策與基本面之間搖擺不定。一旦基本面轉強，經濟進入復甦階段，此時股市的表現最為強勁。在整個擴張期，股市通常表現良好，但必須注意的是，在擴張後期由於通膨壓力逐步增加，政策趨向緊縮，因此投資報酬的成長幅度會比擴張前期少。
債券市場通常在衰退前期能獲得較好的報酬。此時，通膨水準和經濟成長率同時下降，無論是投資人風險偏好降低，還是資金報酬率下降，都有利債市。在政策開始放鬆、流動性恢復之後，債券市場仍有較高的正收益，但由於風險偏好逐步回升，因此其正收益水準也會下降。
隨著經濟進入復甦期，基本面開始轉好，但由於通膨水準還在下降，債券市場仍然擁有正報酬，但水準已經大幅下滑。經濟進入擴張期後，債券市場正報酬趨近於零，特別是在擴張後期，由於政策轉向，流動性下滑，債券虧損達到最大，而隨著經濟進入停滯性通膨時期，債券類資產表現則相對平穩。大宗商品類資產的表現主要與價格有關，在衰退期，CRB 商品指數相對較低，但在擴張期和停滯性通膨期這種價格上行期，CRB 商品指數都比較高。
▎短期角度：掌握五大短期因素
戰術資產配置是在長期資產配置的基礎上，根據市場的短期波動來主動調整資產配置，讓資產配置在某些時期小幅偏離主要投資策略，以獲取短期超額報酬。相對於長期，短期內影響市場變動的因素更多，戰術資產配置的首要任務正是透過主動分析，掌握市場的短期波動。
短期因素可以分為五大類：
第一個因素是經濟基本面，其中最關鍵的因素是經濟成長與通膨。經濟成長與通膨是美林時鐘與橋水基金全天候投資策略（All-Weather Strategy）中的重要關鍵，預測經濟未來走勢時，可從貨幣供給量、工業生產、景氣調查、房地產市場四個主要領域來選擇具體指標。股市的走勢會受到總體經濟環境影響，而股票指數本身就是反映總體經濟的一個指標。債市和股市通常有負相關性，債券利率愈低，股票的價值愈高。
第二個因素是政策面，又可進一步從國內和國外的角度來看。對國內市場來說， 任何產業政策都會對企業、個股，甚至是整體資本市場帶來影響。另一方面，國內政策與國際地緣政治情勢密切相關。當前市場高度全球化，國際經濟金融情勢的變化會快速傳遞到本土市場，特別是當前地緣政治風險事件層出不窮，例如近年的中美博弈和俄烏戰爭，對出口、大宗商品、尖端科技產業等領域產生巨大影響。投資人制定計畫時如果忽視地緣政治，就會難以達到高報酬、低風險的投資目標。
第三個因素是資金面，可以將其視為社會整體的資金短缺程度，並透過社會融資規模、廣義貨幣供給量（M2）等指標來衡量。社會資金面和資本市場的資金面雖然都涉及資金的供需，但關注的焦點不同，後者更關注市場本身的資金供給與需求，而市場的資金供需會決定資產價格。此外，還有一些因素會影響市場資金供需，例如可替代資產的供需情況、新股發行情況、企業吸納資金的能力等。境外資金的流入與流出是考察資金面的重要指標。
第四個因素是評價面，相對而言，評價對市場的短期影響不大，但當市場評價過高或過低時，就必須特別留意。例如，當市場評價處於正常範圍（本益比保持在 20、30 或 40 倍）時，評價因素短期內對市場的影響有限，但如果本益比達到 60 倍甚至 80 倍，那麼投資人就應該特別留意評價因素。
最後一個因素是技術面，或稱為動能因素，反映的是市場情緒與趨勢。中國投資界有一種說法：投資人大多是透過K線圖來進行技術分析。短期內，技術面非常重要，反映市場參與者之間的競爭和策略對抗。過去許多短線投資人非常注重技術面， 但隨著更多機構投資人加入後，技術面只是投資人預測市場的眾多考量之一。
除了多週期特徵，機構投資人還應該根據不同情境來配置投資組合：機構投資人必須意識到經濟存在週期，而且必須全盤考量不同區域的市場，例如歐洲、美國、中國、日本等。
許多投資機構只是簡單的模仿多元資產配置策略，但效果並不好。因此，如果想成功投資，不僅要建立完善的投資架構，還要確保投資組合當中的各資產類別都能穩定運作。如果不了解市場或產品，貿然涉足陌生領域，不但無法分散風險，可能還會增加投資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