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擔任財經政策幕僚的歲月中，葉萬安最難忘的是那些能直言向總統蔣經國建言的會談時刻。他以數據為本、立場誠懇，曾在石油危機中指出政策盲點，也曾用圖表化解總統對工資與物價的疑慮。在《為台灣經濟奮鬥一生》中，他細膩記錄了這些影響國政的關鍵場景，讓我們看到一位總統願聽真話、一位幕僚勇於進言的罕見民主互動。
我被指定承擔總統主持財經會談的幕僚作業，這是我作夢也沒想到的，可以直接向總統報告，機會難得。除報告當前國內外情勢與問題外，有好的建言，我也可以直接向總統提報，內容雖無限制，但我會審慎處理。列舉數例如下：
（一）指出問題，促使蔣總統「改弦易轍」
當第二次石油危機爆發時的 1979 年 12 月 24 日，總統召開財經會談，我在會中對第一次石油危機因應對策檢討報告，繪了一張國內外能源消費彈性比較圖見圖9。
說明所謂「能源消費彈性」，是指每當經濟成長率提升一個百分點，能源消費增加百分之幾的對比。如能源消費彈性是1，即經濟成長1%，能源消費也增加1%；如能源彈性小於1，即經濟成長1%，能源消費增加小於1%，表示有節約能源的效果；如能源彈性大於1，則經濟成長1%，能源消費增加大於1%，表示能源消費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下降，甚至有浪費的問題。
我就圖說明，在第一次石油危機前的 1964 — 73 年十年間，台灣能源消費彈性是 1.09，較工業國家同時期的 1.19 還略低點；但石油危機後的 1974 — 78 年，工業國家能源消費彈性急速下降到 0.43，可是台灣能源消費彈性，不僅未降，反上升到 1.29。並進一步說明工業國家能源消費彈性之所以能大幅下降，是工業國家國內油電價格，隨進口成本上升即時充分反映調漲，產生了「以價制量」效果。
而台灣在第一次石油危機時，國內油電價格不僅延遲調漲，產生了預期物價上漲心理，在國內油電價格未調整前，市場物價已上漲了。待經濟穩定方案公布實施，調漲油電價格及運輸費率，市場物價藉機再漲一次。因此，消費者物價指數大幅上升。加以進口油價上漲四倍，而國內油電價格只漲 80%—90%，以致台灣油電價格，成為全世界少數油電價格最低的國家之一。於是消耗油電較多的小客車及冷氣機，在石油危機後的 1974 — 78 年每年銷售量都增加 20% 至 30% 多，而廠商因油電價低廉，不僅未採取節能措施，還大肆擴張用油電，致使能源消費彈性不降反升，完全無視石油危機的存在。現在第二次石油危機又將開始，建議國內油價應及時反映進口油成本，以價制量節省能源。
總統在會談最後指示：「國際石油供應短缺及價格上漲，將為長期問題，我們必須做到進口石油成本上漲，隨即反映在國內有關產品的價格之上，發輝以價制量的作用，達到節約能源的目的。」
會談結束後，李國鼎資政對我說：「萬安，你要知道第一次石油危機時，因應方案是總統當院長時延遲公布實施。你等於是當面批評他，他不但沒有不悅，反而接受你的建議，表現很好。」我說他當年延遲公布因應方案，是讓大家過好的新年與春節。但他的好意，反而造成了其他困難。不過總統聽了我的檢討報告，他能接受，顯示總統要聽真話，說實話，即使當面批評，也不介意，這種「雅量」真了不起，是很少國家領導人能有的。
實際上，早在 1973 年 10 月 15 日國際石油價格，自每桶 2 美元，上漲一倍到 4 美元，爆發第一次石油危機時，因經合會已改組為經設會，蔣院長將因應方案交代行政院研考會主任委員楊家麟及副主任委員梁國樹辦理。研考會雖提出整套「穩定經濟方案」，呈報蔣院長，蔣院長因新年和春節即將到來，為了不增加人民的負擔，而將該方案暫時擱置。
但 1974 年元旦，國際石油價格更自每桶 4 美元，大幅上漲到 11 美元，而我們的經濟穩定方案直到春節過後的正月初四（1974 年1 月 27 日）宣布，調整油價、電價、交通運輸價格。可是穩定經濟方案是針對油價自每桶 2 美元，漲到 4 美元設計的，經濟穩定方案公布實施前，國際油價已自每桶自 4 美元再漲到 11 美元，合計上漲四倍多，而國內油電價只調漲 80—90%，顯然國內油電價格為世界各國最低者之一，使國人與企業均毫無石油危機之感，更沒有採取節約能源的意願，因而能源消費彈性不但不減、反而大增。
當在第二次石油危機爆發時，我想到不能再犯第二次錯誤，就蒐集資料繪製了上面的圖。但我也想到在會談中，當著行政院長及財經首長面前，檢討批評握有大權的總統，過去因應的不當，還要建議他改弦易轍，這是何等嚴重之事。如果總統不悅斥責我無禮，我已盡到了應盡的責任，只是悲哀國家又要受到重大的衝擊，但卻連累了俞主委。雖事前他說過，我的報告事先不要給他過目，可是這麼重大的議題，我還是應先向他報告再做決定。沒想到俞主委的回答，竟是「據實報告」，我就放了心。我向李資政說，蔣總統能接受批評，而且改弦易轍了不起。可是我心中在想，俞國華不畏強權，支持我大膽的報告與建言，更是了不起。我有這樣賢明的總統與長官，我能不繼續奮發努力為國效勞嗎？
（二）化解蔣總統提高工資會影響物價上漲心中的矛盾
在財經會談時，我發現總統對物價穩定特別重視，他認為物價大幅上漲，受害最大的是基層人員，包括農民與勞工。同時，他也關心基層人民，收入有未增加，生活有未改善，尤其基層勞工的工資有未調整，但他也怕工資調升，又會影響物價上漲的矛盾心理。
為化解總統心中的矛盾，我製作了一張圖，見圖10。
說明此圖表主要是勞動生產力大幅提高，吸收工資上升不但不影響物價上漲，還能維持物價在穩定基礎上，加速經濟成長。我繼續進一步解釋，這是 1961—72 年12 年間台灣工資每年上升 7.8%，勞工收入大幅增加，致使高低所得差距大幅縮小；而物價每年只上漲 3.3%，與工業國家物價上漲 3.5% 毫無遜色。而同時期台灣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高達 10.2%，是工業國家經濟成長 4.5% 的2.2 倍多。經濟快速成長與物價穩定，是所有開發中國家所追求的，但要同時達成這兩個目標，在歷史上沒有一個國家做到，而我們是第一個做到的國家。所以被經濟學家稱為「經濟奇蹟」、「開發中國家的典範」。
我們之所以能有此成就， 主要是製造業的「勞動生產力」，在這 12 年間每年提高 10%，不僅吸收工資上升 7.8%，還能使「單位產品勞動成本」下降 2%，同時穩定了物價，也提高出口競爭力，加速經濟成長。另一方面也增加企業利潤，有能力增加投資、研發與培訓員工能力，再提高「生產力」，進入良性循環，才能獲有此成果。
在我報告後，總統看著圖，連說兩次：「提高工資，更要提高勞動生產力，就不會影響物價上漲了。」我之所以要化解蔣總統心中的矛盾，其目的是要總統不要太關心（干預）工資和物價的變動，而由市場供需自然調節。
（三）總統要聽真話、實話，痛惡報喜不報憂的人
在某次財經會談中，我報告當時政府派有幾位退休將領，擔任國營企業董事長，外面反應強烈。但主管部長立即反駁，說問題是有，但沒有葉處長說的那樣嚴重，當時總統未動聲色。
不久後，我在另次會議中報告，第二次石油危機後，美國為增強其石化下游產品外銷競爭力，將其石化中上游所產原料價格未予充分上漲，致使其石化下游產品在國際市場傾銷。而我中油及中石化所產上、中游原料價格，仍按照原定公式反映，維護中油及中石化的利潤，卻影響石化下游產品的外銷。那位主管部長又說，問題是有，沒有葉處長說的那麼嚴重。最後總統指出，為因應石化原料價格的劇烈波動，政府已決定設置「石化工業產銷平準基金」，其細節經濟部應盡速處理。但很快在經濟部尚未提出處理辦法前，該部長即被撤換，顯然蔣總統痛惡虛應故事，報喜不報憂的人。後來那幾位將領董事長任期屆滿後未再連任，也證實蔣總統有兼聽則明的氣度、虛心納諫的智慧，實在令人敬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