傾聽秋雨

余秋雨點燃了那火種

高希均 

（一）
近十年來，台灣人民對那種選舉時刻的造勢，那種被鼓動起來的情緒，那種越來越激烈的言詞，那種越來越嚴重的分裂，終於厭倦了，終於覺醒了。

當喧嘩漸漸遠離，何時才會出現冷靜、理性、而又深情的聲音？

我想到了文史學者、思想家、大散文家余秋雨先生。真如所意料的，余先生二月的來訪，激發了台灣社會新一波的閱讀熱情、人文省思與文學探索。我想不出有誰比他更能點燃那埋藏在大家心底已久的文化火種與善良本性。

二月的台灣，綿綿陰雨，秋雨卻帶來了人文豔陽天。

余秋雨先生的所有演講，中心主題是「人文堅持」，其中涉及對當代中華文化的深重擔憂，對人格轉型和人生選擇的深入論述，對宗教文化的體驗，對城市魅力的感言，以及對文學藝術的期許。他從台北、新竹開始，一直講到台中、台南，場場轟動，竟然出現了一場擠滿三、四千人的奇蹟，而且一場比一場更熱烈。

所有這些話題，都是「天下文化」的年輕同仁腦力激蕩出來的。這位優雅而博學的客人，照單全收。走上每一個講壇，不帶一頁講稿，就啟動了那迷人的演講。當聽眾仍沉醉於人文境界與邏輯思維時，時間已到，不得不嘎然而止；接著是現場的生動對話。

闊別五年，余先生的文字魅力、演講風采、深刻內涵，再度在台灣捲起了千層浪花；台灣讀者對這位演講者所表達的真誠與熱情，也是我前所未見。那些最忙碌的各界領袖，從馬英九、胡志強、林全、陳長文到張忠謀、曹興誠、林蒼生、白文正、李焜耀……，也都成了聽眾。

我自己最大的收穫，除了從演講本身獲得啟示，還有從不同年齡、不同職業、不同城市的人潮中，看到了人性中所蘊藏的那股追求善良、理性、人文的力量！

這股力量就是台灣的希望。也正是這股力量，使秋雨夫婦喜愛台灣。

（二）
雖然自己是從事經濟研究的，但近年來我最關心的，不是「改變經濟」現狀，而是「改善台灣」現狀。因此，去年八月出版了《八個觀念、改善台灣》一書，其中五個觀念是：

．推展「有靈魂的」知識經濟；
．走向開放社會，厚植國家競爭力；
．提升人的品質與生活；
．培養人文情懷；
．構建「學習型台灣」。

這五個觀念，都與文化息息相關。余先生於二月七日抵台，在當天《聯合報》副刊發表的〈闊別五年〉一文中，他指出在考察了九十六座歐洲城市並與中華文明做對比之後，發現了中華文明的諸多弱點，尤其在人文關懷、個性自由、知識份子責任、理性精神、法制意識等方面。這位人文學者看法，與我這個經濟學者所提出的改善方針，正是不謀而合。

文化的缺陷都會沉澱為負面的集體人格。這使我想起當年讀到秋雨所寫〈小人--歷史的暗角〉時的激動與共鳴。我讀後立刻寫了篇〈小人誤國〉來呼應。十餘年來余先生在大陸所遭遇到的大量不實報導，內心對這種歷史的暗角更會有最深刻的感受。關於這點星雲大師說得好：活在一半好一半壞的世界中，面對外界的中傷，人們還是「不要理睬」。人文力量的價值，就在於它與各種負面力量完全不同，因此不能進入它們的邏輯。

（三）
中華文化歷來既有負面也有正面。在秋雨眾多的文化論述中，出現在《借我一生》第四卷第三章中關於中華文明的幾段話，令我這個長期研究落後地區經濟發展的人讀後為之折服。

他寫道，中華文明具有其他古老文明所不具備的一些綜合性生命力，主要表現為－
在傳導技術上建立了一個既統一又普及的文字系統；
在傳導狀態上建立了一個對社會、對歷史的開放式對話系統；
在生息空間上沒有失去過一個遼闊而穩固的承載地域；
在精神空間上以中庸之道避免了宗教極端主義的嚴重灼傷；
在外部關係上因農耕生態而沒有過度熱衷於軍事遠征；
在內部關係上沒有讓社會長期陷於整體性無序狀態；
在固守精神主軸方面借助於科舉制度使儒家文化成了一種廣泛的生命化遺傳；
在汲取外部資源方面採取了一種粗糙而又鬆軟的彈性態勢使各種文明成分大致相安無事。

他的這八項論述，是從自己對世界各古老文明的歷險考察得出的，證明中華文明能在自身和外部大量惡勢力的侵蝕中保持幾千年生命力的原因。但遺憾的是，近幾百年來，這種生命力常常被惡勢力所籠罩。

近年來參照西方的管理學說，我也闡述過一個社會如何在世界舞台上發揮生命力、競爭力、執行力等等觀念。

事實上，早在一九九六年五月，我就當時的台灣現狀寫過這樣的話：「台灣競爭力的下降，正反映出社會的『惡勢力』已經腐蝕並且超越了『生命力』。『惡勢力』就是那股破壞社會正義、公平的作為；那股依恃上層關係、政商勾結獲得特權的氣焰；那股馬虎、敷衍、不肯負責的行政惰性。這股有形與無形的勢力，使投資者卻步，使旁觀者感嘆，使充滿生命力者氣餒。」

從柔性的人文省思到硬體的經濟發展，我們都無法擺脫無所不在的文化與制度的力量；我們更無法避免千年以來文明興衰的衝擊。因此，我們需要不斷地進入人文的省思，經常聽聽智者的聲音。

（四）
「天下文化」與「遠見」雜誌能邀請到余先生在台灣停留三週，是我們對台灣社會能做的一些貢獻。從春節初一在佛光山與星雲大師對談開始，余先生做了近十次演講，又接受了台灣那些最重要的主持人的十餘次訪問。這些演講、對談和訪問，台灣的各家電視台都很完整地播出了，很多讀者又希望能看到文字本。「天下文化」的年輕同仁根據錄音整理了文稿交給余先生看，余先生又做了仔細的修改。他說：「口頭演講和書面表述，區別很大。口頭演講的思路和用語，是根據現場氣氛和自己的目光、節奏、輕重來決定的，這一切到了書面紀錄就全部不存在了，因此需要重新尋找話語支點。」此外，他又決定刪去一些內容互相重複的演講和訪問。

他做到了他自己所說的話：「在人文精神失落的時代，文化人不能故做清高躲在一邊。應該讓更多的民眾聽到他們聽得下去的人文的聲音。」

從《文化苦旅》到《借我一生》，從這次巡迴演講到這本書，我們都變成了余先生詮釋的大空間、大時間、大文明下的忠實讀者與聽眾。

一九四六年八月生，浙江人。

在中國大陸的文革災難時期，以戲劇為起點，針對當時的文化極端主義，建立了《世界戲劇學》的宏大構架，于文革後出版，至今三十餘年仍是這一領域唯一的權威教材，獲中國大陸「全國優秀教材一等獎」。

同時，又以文化人類學的高度完成《中國戲劇史》，以美學的高度完成了中國首部《觀眾心理學》，並創建了自成體系的《藝術創造學》，皆獲學術界的高度評價。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被推舉為當時中國大陸最年輕的高校校長，並出任上海市中文專業教授評審組組長，兼藝術專業教授評審組組長。曾獲「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上海十大高教精英」、「中國最值得尊敬的文化人物」等榮譽稱號。

二十多年前毅然辭去一切行政職務，孤身一人尋訪中華文明被埋沒的重要遺址，之後冒著生命危險貼地穿越數萬公里考察了巴比倫文明、埃及文明、克裡特文明、希伯來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等一系列最重要的文化遺跡，是迄今全球唯一完成全部現場抵達的人文學者。

在考察過程中寫出的《文化苦旅》、《山居筆記》、《千年一歎》、《行者無疆》、《尋覓中華》、《摩挲大地》、《行走十五年》等書籍，開創「文化大散文」的一代文風，獲得兩岸三地諸多文學大獎，並長期位居全球華文書籍暢銷排行榜前列。

近十年來，他憑藉著考察和研究的宏大資源，投入對中國文脈、中國美學、中國人格的系統著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北京大學、《中華英才》雜誌等機構讚譽不斷，表彰他「把深入研究、親臨考察、有效傳播三方面合於一體」，是「文采、學問、哲思、演講皆臻高位的當代巨匠」。

自二ＯＯ二年起，赴美國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大學、華盛頓國會圖書館、聯合國中國書會講授「中華宏觀文化史」、「世界座標下的中國文化」等課題，每次都掀起極大反響。

二ＯＯ八年，上海市教育委員會頒授成立「余秋雨大師工作室」。現任中國藝術研究院「秋雨書院」院長、香港鳳凰衛視首席文化顧問、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