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下一步該怎麼走？不對稱的戰略三角下，我們該如何做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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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對稱戰略三角

美中台戰略三角有兩個特質，一是中台之間具有難以妥協的主權主張的衝突，一是力量不對稱。

主權衝突使統一成為無法迴避的命題，就像中國大陸在一中原則上從不妥協，儘管如此，在一中原則之上，並非沒有讓步與自主的空間。

吳本立教授（Brantly Womack）在分析不對稱三角時，認為三方的關係並非是全然的「強制」（domination）或「順服」（compliance），彼此之間可以透過協商，以自主性的認可（acknowledgement of autonomy）來換取順服（deference），他稱之為AFD（Acknowledgement-for-Deference）。

就中台關係而言，吳本立教授所謂的AFD頂多只是中程的戰術方案，因為兩岸的主權主張本質上就是零和遊戲。馬英九時期承認九二共識，促成兩岸交流合作，可以說是一種AFD。

不過對台灣來說，即使是AFD，仍有程度之別，而且AFD的安排與進程對最終的結局亦可能有影響，這或許是台灣應該戰略思考的重點。

不對稱三角是指三角各方的實力具有顯著的差異，而這些差異必然會影響各方的判斷與選擇空間。如果以X、Y、Z來代表美中台三方，則美中戰略不對稱的類型有三種：（一）X＜Y＜Z；（二）X＝Y＜Z；（三）X＞Y＞Z。

美中台戰略三角從形成至今，一直是處於第一類型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下，根據吳本立教授的分析，美國的問題主要在於如何維持和平（peace-holding），也可以說是維持三角於不墜。中國大陸的主要問題是挫折，既想解決台灣問題，卻又忌憚美國的實力。

台灣的主要問題，則是因身為最弱小的一方而產生的不確定感與焦慮感。

在這場賽局中，主要是美中之間的博弈，台灣的選項並不多，吳本立教授認為，台灣可以：（一）與美結盟並（或）增加美中之間的矛盾與敵意；（二）製造危機，把美國拖下水；（三）找尋第四方的支持。

這三個選項在操作上都有很大的難度，甚至於是虛的選項，因為第一個選項並非操之在台灣，而且美國根本沒有結盟的意願；第二個選項風險太高，因為美國並不願被拖下水，所以基本上美國會阻止台灣；第三個選項是有足夠實力的第四方根本不存在。

但除此之外，台灣還有吳本立教授所謂AFD的選項，也就是在全然的順從與強制之間，與中國大陸共同協商出一個雙方都可接受的中間地帶。

美中台是不對稱三角，實力的不對稱也代表選擇空間的不對稱，而且實力不對稱愈大，選擇空間的差異也愈大。

以美台關係為例，美國對台灣沒有政治上的威脅性，而台灣對美國的價值是由美國的戰略來決定，美國與台灣斷交轉與中國大陸建交即是一例。

然而，台灣的安全必須仰賴美國這位盟友，因此，不論美國採取什麼政策，台灣除了表示憤怒之外，只能逆來順受。

即使是兩岸關係也一樣，中國大陸這幾年對台灣採取的一些敵意作為，包括中斷協商管道、挖我邦交國、開通M503 南向北航線等，但台灣並沒有相應的有效作為，只能表達憤怒及強調不屈服卻又不敢挑釁。

根據吳玉山的分析，不對稱三角最小的一方有三個策略：（一）夥伴（partner），亦即成為兩強之一的夥伴。（二）避險夥伴（hedging partner），亦即在兩強之間同時採取平衡與交往的策略。（三）樞紐（pivot），亦即遊走兩強之間以獲取利益，也就是當棋手的意思。

其中的避險夥伴與吳本立教授的AFD有異曲同工之處，至於樞紐的角色，不只困難度高且往往要付出很高代價，烏克蘭就是一個例子。

依其分析，台灣在馬英九時期採取的是避險夥伴的角色，蔡英文時期則是採取美國夥伴的角色。

個人認為，此三個策略的選擇，須視兩強實力大小的差距而定。在兩強實力差距仍大時，台灣可以選擇扮演美國夥伴的角色，但兩強實力差距縮小，台灣則宜走避險夥伴的策略。

陳水扁時代，台灣選擇夥伴的策略風險尚低，但蔡英文時代，兩強實力差距已明顯縮小，此時再選擇夥伴策略，並不是理性的選擇，反而會為台灣帶來不可測的風險。

【書籍資訊】
《大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