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追求正面形象的職場文化中，「有毒正能量」正悄悄侵蝕團隊的信任與活力。當同仁神情黯淡或面臨挫折時，主管若只用「打起精神、樂觀一點」草率回應，不僅否定了真實的情緒價值，更會迫使員工投入大量情緒勞動去壓抑痛苦，進而扼殺團隊的創造力與歸屬感。在逆境中盲目維持樂觀，只會讓領導者顯得脫離現實、可信度大打折扣。
二○二五年九月底，臺北捷運車廂內因博愛座讓位爭端引發的肢體衝突影片瘋傳社群，隨即掀起輿論在「大快人心」與「反對私刑」兩極立場間的激烈論戰與獵巫狂歡。然而，當我們始終停留在「發生了什麼、誰對誰錯」的 What 層次，公眾討論便只會陷入站隊互嗆的情緒迴圈，急著對眼前的火花做出反應，卻看不清背後醞釀衝突的結構與風向。
我離開行政院後不久，李登輝總統竟對日人司馬遼太郎表示「國民黨是外來政權」，他反中國國民黨的原形終於畢露了；凡為總理真正信徒者，定會恍然大悟，我當時為什麼不能與李登輝合作了。
圖片來源：取自《郝柏村回憶錄》
卸任閣揆
我國《憲法》未規定行政院長任期，過去由於中央民代長期未改選，行政院長僅於每屆總統就職前總辭，乃形成慣例。實際上，我國《憲法》規定，行政院長向立法院負責，並非對總統負責。
因此，當第二屆立法委員選舉在即，憲改策劃小組討論行政院長任期是否要明文規定時，我以現任行政院長身分在策劃小組表示，行政院長任期要不要明文規定，我無意見，但基於行政院長向立法院負責的精神，我願意在第二屆立法院就職前提出總辭，以形成憲政慣例：換言之，行政院長任期基本上與立法委員一致。
我遂於一九九三年第二屆立委就職前總辭，算是立下一個憲政慣例，為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所肯定。綜觀我擔任三十三個月的行政院長，政績雖受人民肯定，與李登輝總統的政治路線歧異卻日益顯明，面對這種艱難局面，我必須在三條路線中選擇其一。
第一條路線，與李對抗。身為行政院長確有很多資源作為政治鬥爭的資本，然而我從政以來，從未做個人權位、政治鬥爭打算，在三十三個月任期中，時時以人民禍福為念。
何況此時李登輝擁有國家元首的優勢地位，且立於臺灣人當家做主的省籍優勢；我則以軍人出身，從政易被誤解為軍人奪權，且省籍情結與國際觀瞻均對我不利，易讓外界以為我為個人權位、不顧政局安定和人民福祉，與《憲法》上的元首對抗，如此我將成為歷史罪人。
第二條路線是確保個人權位，依附於李總統，執行他的路線。但這顯然為我的良知所不許。因此，我只有選擇第三條路，不合則去。固然我的施政理念半途而廢，至少不會因為政爭而自毀三十三個月以來受人民肯定的政績。雖然，這些政績隨著時間流逝而定被人民及歷史遺忘。我在歷史上雖是一個沒沒無聞的人，但總比留下汙名好。
我的政績受到民調肯定，我離任前上萬人民自動在臺北街頭遊行請願要求我留任，恐為臺灣五十年來政治上空前盛事，我深感安慰而終生難忘；直到三十年後的今天，尚能以整頓治安使人民安居樂業為頌。
我離開行政院後不久，李登輝總統竟對日人司馬遼太郎表示「國民黨是外來政權」，他反中國國民黨的原形終於畢露了；凡為總理真正信徒者，定會恍然大悟，我當時為什麼不能與李登輝合作了。
【書籍資訊】
《郝柏村回憶錄》
出版日期：2019.08.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