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IMF首席經濟學家羅格夫在自序中指出，全球金融體系正處於關鍵轉折點。過去低通膨、低利率的美元時代可能結束，未來10年通膨與利率都有可能上升。美元長期主導全球金融，但面對美國債務問題、政治失能及中國崛起，其霸權地位正受到挑戰。自序回顧歷史金融危機與政策經驗，提醒讀者理解債務、通膨與利率的風險，以及全球貨幣體系未來可能出現的動盪。
高希均教授回顧在台大、清大與中興大學的教學與畢業典禮致詞經驗，分享對年輕人的期許。他強調，畢業生應跨越專業、本土、兩岸、財富與意識型態的門檻，勇於承擔社會責任；同時呼籲受過良好教育的人，積極參與台灣現代化與文明社會的建構，兼顧物質與精神的付出，成為具格局與奉獻精神的新世代公民。
人在身為受害者時，會放大他人的過錯；但自己身為冒犯者時，卻會盡可能減輕自己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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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惡：深入人類暴力與暴行》（Evil: Inside Human Violence and Cruelty）一書中，聲稱多數殺人犯，對自己的犯行其實毫無悔意，反倒深信自己犯下這些罪行情有可原；而且其中許多人表示，若有機會，他們會再做一次。為了探索此種態度，是否為一般人普遍看待錯誤行為的特徵，而不僅限於暴力犯罪份子，鮑梅斯特等人研究了大學生對錯誤行為的態度。
首先，鮑梅斯特要求受試學生們，回想被人激怒的經驗，他認為比起涉及傷害更深，或更讓人感到羞恥的情況，人們會比較願意談論被激怒的事件。此外，他也認為此類情況多半都牽涉到不當行為，而這兩件事他都說對了。隨後，學生受試者被要求敘述完整的事件經過。當然，為了判定某些思維和感受是否是不當行為受害者的特徵，我們需要有所對照，而加害者顯然就會是受害者的最佳參照。
於是，鮑梅斯特又讓受試學生回想一件自己激怒別人的事件。然後，他們再次被要求完整講述事情的經過。最後，鮑梅斯特等人從每位學生身上獲得了兩個故事：一是他們被別人激怒的事，另一是他們激怒別人的事。這些故事當然是天差地遠，但就錯誤的嚴重程度而言，卻很相似。儘管如此，受試學生對自己所犯的錯，和別人對他們所犯的錯的看法，卻是相差甚遠。
受試學生被要求描述自己傷害或激怒他人的事件時，普遍傾向對事件的負面後果輕描淡寫，並堅稱他們的行為情有可原，受害者對挑起事端，也有部分責任，自己應當被從輕責罰，而且是受害者的反應過度。受試學生身為加害者時，較可能會認為，自己的行為是因為無計可施，並否認他們造成了長遠的負面影響。儘管如此，他們的確對事件的發生，感到遺憾並自責。
相同的一群受試學生，在談到自己受人激怒的情況時，諸多方面都認為，這與自己身為加害者時有所不同。他們做為受害者時，認為對方的行為比自己做為加害者時，更加惡劣，儘管獨立的第三方認為，這些不當行為同樣嚴重，但受試學生依舊如此認為。
此外，受試學生還表示，在當時的情況，以及他們和加害者之間的關係，在在都讓他們難以理解別人觸怒他們的行為。他們也更可能認定別人激怒他們的行為，是不道德的。受試學生身為受害者的情況中，錯誤行為較可能是一連串挑釁的結果，而非單一獨立事件。而且回想起這些事件時，受試學生表示，他們仍然感到憤怒，而且自己有的充分理由感到氣忿。其他研究也發現，人們看待錯誤行為的思考方式十分相似。
可恩斯（Jill Kearns）和芬遜（Frank Fincham）要求受試學生回憶，有人傷害或錯待他們的情況，以及他們傷害或錯待他人的情況，結果發現與前述的研究，有相同的思維和感覺模式。澤克邁斯特（Jeanne Zechmeister）和羅梅洛（Catherine Romero）要求學生描述自己具體身為受害者或加害者的事件，研究結果與鮑梅斯特的發現有諸多重疊之處。
若這些學生的回應，具有代表性的話，看來人在身為受害者時，會放大他人的過錯；但自己身為冒犯者時，卻會盡可能減輕自己的錯誤。之所以會有如此差異，不太可能是因為受試者以受害者身分時，所回想起的錯誤行為比做為加害者時更嚴重，因為他們回顧所提及的事件，基本上嚴重程度大同小異。所以更可能的解釋是，這是前幾章所強調的自私思維的另一種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