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樂觀一點」為何成職場毒藥?當假裝正向淪為情緒勞動,領導者如何用接納真實打破疏離
在追求正面形象的職場文化中,「有毒正能量」正悄悄侵蝕團隊的信任與活力。當同仁神情黯淡或面臨挫折時,主管若只用「打起精神、樂觀一點」草率回應,不僅否定了真實的情緒價值,更會迫使員工投入大量情緒勞動去壓抑痛苦,進而扼殺團隊的創造力與歸屬感。在逆境中盲目維持樂觀,只會讓領導者顯得脫離現實、可信度大打折扣。
在追求正面形象的職場文化中,「有毒正能量」正悄悄侵蝕團隊的信任與活力。當同仁神情黯淡或面臨挫折時,主管若只用「打起精神、樂觀一點」草率回應,不僅否定了真實的情緒價值,更會迫使員工投入大量情緒勞動去壓抑痛苦,進而扼殺團隊的創造力與歸屬感。在逆境中盲目維持樂觀,只會讓領導者顯得脫離現實、可信度大打折扣。
二○二五年九月底,臺北捷運車廂內因博愛座讓位爭端引發的肢體衝突影片瘋傳社群,隨即掀起輿論在「大快人心」與「反對私刑」兩極立場間的激烈論戰與獵巫狂歡。然而,當我們始終停留在「發生了什麼、誰對誰錯」的 What 層次,公眾討論便只會陷入站隊互嗆的情緒迴圈,急著對眼前的火花做出反應,卻看不清背後醞釀衝突的結構與風向。
我們常以為同理心是一種天生的性格特質,但腦神經科學卻揭開了出人意料的真相:同理心並非與生俱來,而是始於嬰兒期「情緒鏡映」與童年家庭互動的後天學習歷程。更關鍵的是,這項能力在成年後也從未定型。雖然醫師等專業人員可能因職業防禦而減弱感同身受,但為期數月的特定心智訓練,已被證實能促使大腦腦島突觸產生可塑性變化,甚至讓皮質增厚。
儘管同理心對人類生存至關重要,但令人驚訝的是,它並非與生俱來,而是需要後天習得。更神奇的是,這個學習歷程早在嬰兒時期便已開始。研究指出,情緒鏡映(emotional mirroring,即父母模仿嬰兒的臉部表情)是發展同理心的重要一步。如果母親處於憂鬱狀態,較少進行情緒鏡映,嬰兒日後展現的同理心程度往往較低。
隨著成長,我們的同理心能力持續發展。童年的生活經驗教會我們他人如何表達情緒,這也是早期社交互動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如果父母善於感知、並回應我們的情緒,我們便能透過親身體驗,理解到同理心的價值。父母對孩子情緒線索的敏感度與反應能力,稱為共時性(synchrony)。研究顯示,早期親子之間的共時性愈高,孩子在青春期的同理能力也就愈強。這或許是練習悉心教養(attentive parenting)的好藉口 —— 隨著人生閱歷的豐富,我們更能設身處地與他人共感。然而,認知同理心的人生曲線則截然不同,呈現了倒U型的變化。以認知同理心測驗表現而言,像「眼睛會說話測驗」(Reading the Mind in the Eyes Test)這類任務(只憑對方眼神來判斷對方的情緒),通常在20歲出頭時,能力逐漸上升,約在35歲至40歲左右達到高峰,之後便隨年齡逐漸下滑。有趣的是,受過大學教育的人在認知同理心測驗的得分通常較高,且老年時的退化幅度也較小。

看到這裡,你或許會以為同理心完全來自後天經驗,與先天因素無關。事實並非如此,基因依然有所影響。例如,帶有特定「催產素受體基因」或「血清素運送基因」的人,通常表現出較強的同理心。相對的,某些基因變異則可能降低同理心。以單胺氧化酶(MAOA)基因為例,MAOA 負責分解血清素與多巴胺等神經傳遞物質,若該基因出現特定變異,個體罹患精神病態(又稱心理病態)的風險會提高;而精神病態的核心特徵之一,正是同理能力的缺損。這些基因差異很可能影響了腦內與同理心相關的神經迴路,進而強化或抑制同理能力。
我兒時曾在小學餐廳裡思索:人們的社交程度也許像一道連續光譜。後來我逐漸意識到,其實所有特質都有如光譜。若你聚集五十人或一百人,很快就會發現每個人在智力、運動能力等特質上,存在大量差異。每個人都落在從「極低」到「極高」的某個滑標位置上,而我們的位置是由基因背景與生命經驗共同決定的。我相信,同理心亦然。
每個人的同理能力各自落在光譜上的某個位置,範圍也許從「毫無同理心」到「同理心多到令人難以負荷」。何況,在這偌大的光譜之內,還細分了許多小光譜,例如:你對父母、摯友、不同種族、不同宗教與不同年齡層的同理程度。這一切皆取決於大腦的同理心系統如何被基因與經驗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