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惡》探討懲罰的心理效應與歷史演變，解析嚴刑為何未必有效，並介紹全球司法改革趨勢，從凌遲到人性化制度，揭示刑罰未來發展方向與社會影響。
關鍵的變數並不是懲罰本身的嚴厲程度，而是懲罰的預期效益
懲罰的未來
懲罰在道德歷史上扮演的角色，也能讓我們知道現代社會應當如何施行懲罰。懲罰的未來在於更為溫和的制裁方式，以及遠離並抑制你我內在當中最為無情的本能。
懲罰的歷史表明了，懲罰更嚴厲，未必更具威嚇功效。道德的演化也顯示，在維持一定水準的社會合作上，某種社會制裁確實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不過，關鍵的變數並不是懲罰本身的嚴厲程度，而是懲罰的預期效益（或者，對被懲罰者而言，也就是懲罰的傷害）。這顯然不只取決於懲罰本身有多麼令人不快，還取決於發生懲罰的可能性有多大。要是我假設自己永遠不會被逮，那麼死刑對我的嚇阻力也很有限。但要是我確信自己有朝一日會被判處十下杖刑，那麼只要想到日後得被杖擊十下，威嚇的效果就更強烈了。
我們有充分的理由抑制對懲罰的需求，這一點尤其表現當我們想看到自己的報復欲望獲得滿足，而在政治上做出某些決定之際。美國哲學家辛哈巴布（Neil Sinhababu）曾經算過，伊拉克戰爭的支出費用，足以讓大約兩千隻活生生的熊貓，每一隻都能擁有一架自己的隱形飛機，而每架造價是七億美金。即使起初認為反恐戰爭是正當之舉，我們也得捫心自問，2001 年 9 月 11 日，在三千名無辜的美國人失去性命後，後續再送超過六千名美國人去送死，更遑論還有阿富汗及伊拉克兩方的數萬條人命，就只為了在開戰二十年後與原本的仇敵締結和平條約，這樣的代價是否足以補償？這種做法禁不起任何成本效益的分析。
自 1990 年代快克古柯鹼在美國境內開始氾濫以來，所謂的「反毒戰爭」強度始終不見減弱：它依據的同樣是承繼自演化論的罪與罰原則，認為唯有透過更加嚴厲的懲罰，才能有效打擊社會不容的行為。這不僅導致了實則不應歸類為犯罪的行為被過度刑事化，也導致了對吸毒這類行為的過度懲罰。吸毒這種行為要麼根本不會傷及他人，要麼只對用藥者自身造成傷害。同時，全球目前也已出現一種趨勢，懲罰方式由體罰與監禁，轉向經濟制裁或賠償。這種趨勢需要更進一步發展，甚至最好是加速發展。
懲罰性的過度反應並無道理，因為一個人會出生在何種環境，以及隨之而來要面對的社會問題和犯罪誘因，往往是基因大樂透偶然選擇的結果。益發嚴苛的監禁刑罰
只會加劇問題，因為長期監禁刑罰會導致受刑者要回歸社會更加困難，而不是更為容易。懲罰唯有在執行迅速且發生機率高時才最有效。這一點，嚴厲的刑罰往往做不到。例如死刑的判決和執行往往極為漫長，因為相關程序曠日費時——畢竟沒有人希望誤殺無辜之人——而且死刑也極少真正執行。
許多情況中，胡蘿蔔會比棍棒更有用：對於非刑事犯罪行為者給予正向的激勵，常常要比藉由懲罰帶來威嚇更見正面成效。這樣的做法往往會被站在道德制高點上的人斥責為是對犯罪者的「獎勵」。這就彰顯出選擇施行更好而非更糟的政策這件事有多麼困難——即便那成效數據就清清楚楚擺在我們面前。一項刑罰措施一旦有違我們內心根深柢固的情感結構，心中有疑的我們往往會選擇對所有人都沒有好處的替代方案，而不是真正能帶來改變的做法。
儘管仍有許多令人遺憾的例外，現代社會的刑罰正緩慢但堅定地朝著人性化的方向發展。沃文普林監獄（Penitentiaire Inrichting Wolvenplein）位於荷蘭烏特勒支（Utrecht）市中心運河環內的黃金地段，這座磚造監獄從 2014 年起就已清空。目前荷蘭的犯罪率愈來愈低，不僅是因為違法犯行愈來愈少，還因為在確實仍屬違法的犯行中獲判監禁的案例也愈來愈少。許多烏特勒支市民都希望這座監獄在原本嚇人的歷史背景下改建的住房，能稍微紓解當地過熱的房市壓力。
凌遲至死
乾隆病了。他飽受對西藏的真菌孢子過敏之苦，由於皇帝認為這個起於西藏的病最好還是由藏醫來醫治，因此宮中便從拉薩延請兩名薩滿入京，希望能讓這位「萬歲爺」康復。在此同時，紫禁城內謠傳皇帝即將駕崩——這則謠言很可能是兩名宮中御醫自覺未受重用、自尊心受損而刻意散布的謊言。
他們可能壓根兒沒料到後果：
審理不過三個時辰，庭上便做出判決，且確定行刑方式：在「大雪」節氣過後首日，造謠者當受凌遲之刑。兩人分別縛綁於立柱，相互對視，必須看著對方一步步受刑，而對方所受之刑便是自己下一刻將受之刑：首先，劊子手會先以剪刀剪去左乳頭，繼而右乳頭，再以利刃切去整個胸部，接著除去腿上肌肉，先是大腿，繼而小腿，各條肌肉皆需切成細條，直至白骨在淋漓鮮血當中發亮。再來，上臂和下臂的肉也需切去，掉進浸滿鮮血的鋸屑肉末當中，直到造謠之人成了厲聲嘶吼的淌血骷髏。他們不是因為劊子手行刑而成鬼魂，純然是因自己造謠的謊言。
凌遲，這個中國千年來偶爾會施行，明清兩代至少有二十多例為人所知，而且直至二十世紀初才停止的處決方式，長久以來一直受到歐洲知識份子和作家的關注。對於恐怖感和異國情調的迷戀，必然也導致了在凌遲之刑描述當中的誇大和渲染。在肢解開始之前，受刑者常被施以鴉片鎮靜。法國哲學家巴塔耶在觀看當時的行刑照片時，甚至被這個情緒感染強烈的愚行迷惑，認為自己能從垂死之人茫然的目光中辨識出狂喜和極樂的跡象。
這個「千刀萬剮而死」再次展現出人類在對待罪犯上的狂熱：騙徒、欺詐者、姦夫淫婦、殺人兇手和盜賊，這些人必須受到應得的懲罰。儘管演化讓我們變得和平、有遠見，而且懂得自制，同時卻也讓我們具備了強大的懲罰本能，往往會希望見到破壞共存規範的行為受到無情的懲罰。
自我馴化讓我們比當時和我們共同生活在地球上的其他人類物種更為溫順，也更樂於合作。然而最終讓我們較其他人類物種優越的，不只是這樣的自我馴化，而是文化的複雜程度——也就是對於服裝、住所、武器、食物和知識的生產技術發展，這些都賦予了我們決定性的優勢。文化與道德的共同演化，再次讓人類得以擴大社會規模，成為能依循道德規範和社會規則行事、具有適應社會能力的生物。文化為我們帶來了靈活性和多樣性，我們因而成了其他同類的災禍，也成了這個世界的命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