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達烏拉的洞窟壁畫揭示了兩萬年前人類社會的殘酷一面——一場用繩索絞殺的處決。死刑在早期人類並非異常，而是維繫合作與秩序的必要手段。《善惡》帶你從史前殺戮到現代法治，探討懲罰本能如何塑造文明與道德。
阿達烏拉的洞窟：人類的歷史向來都是殘酷的歷史
阿達烏拉的洞窟
一離開巴勒摩老城區，那地方也就不遠了：穿過有個小港的阿雷內拉區（Quartiere Arenella），行經羅托利聖瑪利亞墓園（Cimitero di Santa Maria dei Rotoli），接著再走過一如西西里島上諸多其他以聖母瑪莉亞為名的郊區，便是那條沿佩雷格里諾山山腳通向小城阿達烏拉的小徑。從這裡開始是一條可以輕鬆走向那些洞窟的上山路，時至今日，那些洞窟仍提醒我們，人類的歷史向來都是殘酷的歷史。
二戰時期，這三個洞窟從 1943 年起就一直被盟軍用於儲藏彈藥，以確保這座他們占領的島嶼不受法西斯歐洲侵害。就在最後戰事將盡之際，儲放於洞窟內的炸藥意外爆炸，洞窟內的石灰岩牆因而崩塌，牆後露出的石壁上，浮現出一些奇特的畫面，那顯然是久遠之前有人在岩壁上留下的圖畫：在公牛和野馬的圖形旁是一群人形輪廓，他們彷彿陷入狂喜，高舉雙手跳著舞，圍繞著兩個躺倒在地、軀體不自然扭曲的人。
這兩個躺倒在地的人，絕對不是什麼遠古時期的運動員正在眾人面前展現個人技藝。我們從中窺見的也不是什麼史前的情欲世界；事實上，讓這兩人保持這種痛苦姿勢的並非欲望，也不是意志力：你若是細看那圖畫，會看到一條繩索將他們的頸子與折彎在背後的雙腳綁在一起，那繩子綁得如此之緊，他們根本撐不下去，再過不久，兩人筋疲力竭的身體必然會將絞繩收緊。我們目睹的是一場處決。
死刑的歷史要比這兩萬年前刻畫在西西里島岩壁上的塗鴉還更古老。這樣的說法會令一些人詫異不已，在他們的想像中，人類的自然狀態應該是生活在一片和諧的營地上，性好和平又衣不蔽體的生物會在這片營地火光的暖意和奇異草藥的薰迷當中緩緩入眠，邊聽著帶有節奏的吟唱述說先祖的英勇事蹟，並低聲對孩子述說仁慈神靈的惡作劇。這般場景或許也曾發生，但那只是人類故事的一半，而故事的另一半涉及的是淋漓鮮血和五臟六腑、嘶吼嚎叫及咬牙切齒，分屍、肢解和死亡。
死刑，或者說得抽象一點，由多數的他者有計畫地殺死一個人，以做為規範制裁的手法，如今在全世界已經式微。目前大多數國家都已徹底廢除死刑，而正式法律上仍存有死刑的國家，除了幾個特別嚴厲的政權，很少會實際執行死刑，若有，通常也只針對最嚴重的罪行。德國自 1949 年起便再無死刑。
死刑在西方思想中占有特殊地位。西方哲學歷史正是始於一場處決：西方哲學的奠基者蘇格拉底獲判的死刑。西元前 399 年，蘇格拉底被雅典法庭判處喝下一杯毒堇茶——也許有人認為，這個判決倒也不是完全不公正，畢竟，蘇格拉底曾經支持「三十僭主」，這群人曾在執掌政權的八個月期間摧毀了雅典的民主體制，甚至屠殺雅典的公民代表。或者，蘇格拉底確實無辜？
從歷史上來看，未對不受歡迎的成員進行儀式性殺害的社會，僅是少數例外。然而刑罰在人類演化過程中，尤其是在我們的道德演化上所扮演的核心角色，卻往往被低估。
合作的形成是人類道德歷史上第一個重要的進程：我們發現，就長遠來看，培養利他的傾向，並將個人的當下利益導向群體共同的利益，才是最明智的策略。同時，事實也證明了那些以演化的方式讓簡單的合作行動得以穩定的機制，很快就到達了極限。在一個成員規模大過數十人（或者，在例外條件下，最高可達數百人）的群體中，整體適應性和直接互惠的約束力並不足以確保當中的合作能順利進行。在個人的核心家庭之外，基因上的親屬關係被嚴重削弱，而互相支持的合作鏈也變得脆弱且混亂到需要一個配備更佳的「工具箱」，才能建構起規模更大的群體。而這正是我們需要的：因為要在家庭之愛和友誼連結之外與他人共同生活，人需要有能力在極大程度上抑制自己最具攻擊性的衝動。
懲罰及馴化的制度讓這一切成為可能。早在大約五十萬年前，我們就學會了藉由社會制裁，讓不合作行為基本上無利可圖。在最極端的狀況中，一個人要是有霸凌、征服、欺負、攻擊的傾向，或只是剝削他人，那麼此人會直接被殺掉——這往往是那些已忍無可忍之人的集體行動。一個在數百個世代間殺掉了當中個性最好鬥、最具攻擊性、最殘酷無情的成員的物種，也就產生出強大的選擇壓力，使得成員趨向於和平、和睦，以及懂得克制衝動。我們正是那些最和善之人的後代。
在我們的演化過往中，殺掉群體裡不受喜愛的成員曾經是合理之舉，長遠來看，這也為如今的我們帶來了一些可喜的結果，儘管我們之後透過更完善的知識懂得了這不表示這種行為在現代依然合理。相反地，道德的歷史顯示出，我們的懲罰本能早已過了它的鼎盛時期。在現代社會中，它們往往已無立足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