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場遇到無理取鬧的同事,非得硬拚到底?退讓不是輸而是贏了「大局」
職場與生活中,我們常為了「爭個對錯」或「討一口氣」而與他人死磕到底,就像獨木橋上寸步不讓的兩隻山羊,最終落得兩敗俱傷。科技公司高管因長期衝突積怨而釀成的喋血悲劇更警示我們:當內心的憤怒與委屈沒有被看見,人極易在失控的情緒中葬送一切。
職場與生活中,我們常為了「爭個對錯」或「討一口氣」而與他人死磕到底,就像獨木橋上寸步不讓的兩隻山羊,最終落得兩敗俱傷。科技公司高管因長期衝突積怨而釀成的喋血悲劇更警示我們:當內心的憤怒與委屈沒有被看見,人極易在失控的情緒中葬送一切。
許多非理工背景的文組生看見科技業分紅榮景時,常自嘲與高薪絕緣,但這其實是資訊落差造成的「認知世襲」。事實上,根據 Glassdoor 等最新數據顯示,科技巨頭有高達 43% 的職缺屬於「非技術職」,從專案管理、供應鏈、數據分析到跨國人才培訓,都需要大量的非理工人才。
東區慈濟人醫會總幹事林永森還記得,最早義診時的家用藥箱,根本無法滿足真正的偏鄉需求。是一次次深入部落與山區,讓醫療團隊明白慢性病藥與各式應急藥材的重要性,並逐步將「家用藥箱」調整為一套能成熟運作的系統。這套累積多年的平日能量,在洪水沖毀光復時發揮了關鍵作用。從糖廠第一醫療站的迅速就位,到發現災民真正需要的竟是慢性病藥與身心安頓(而非想像中的創傷救治),林永森迅速調整布局。隨後,醫療力量如同一張慢慢張開的網,延伸至人流匯集的火車站在民宅設置第二站、再深入清淤區設置第三站,前後支援、靈活調度。光復重災區那盞照亮災民黑夜的醫療明燈,其實早在人醫會多年深耕偏鄉的路上,便一點一點散發出溫煦的光芒。
東區慈濟人醫會總幹事林永森還記得,最早外出義診時,帶的藥其實不多,規模甚至像一般家用藥箱。止痛藥、腸胃藥、簡單的外用藥,勉強可以應急,卻無法滿足真正的偏鄉需求。走得愈多愈明白,偏鄉社區的需要遠比我們想像複雜,老人家的慢性病藥不能少,傷口處理的藥材要帶夠,腸胃不適、皮膚過敏、感冒發燒,常常一來就是一整排。
一次次往外走,也一次次把藥箱裡的內容調整得更齊全,把外出義診慢慢做成一套真正可以運作的系統。而這套系統,在光復救災時派上了用場。
糖廠的第一醫療站剛設立時,第一時間供應的藥品與設備,是來自人醫會平日義診建立起來的後備系統。小套的藥品與設備先跟著人進場,讓醫療站能立刻運作;規模較大的備援則留在後方,等病人、傷患需求逐漸清楚後,再快速補進來。這樣的安排,看似只是後勤調度,實際上卻是醫療站能不能穩住的關鍵,因為災區不會等到所有東西都到齊了,病人才開始上門。
果然,最早浮現的需求,也很快改變了最初的想像。
「原以為我們會先處理大量急性創傷,結果最先湧上來的,是高血壓、糖尿病、胸悶心悸、失眠焦慮,還有泡水後的皮膚與眼睛不適。」永森後來回想,第一天最強烈的感受,就是災區真正需要的,和外界第一眼想見的災難場景並不完全一樣。
當洪水退去之後,走進醫療站的,是生活忽然被打斷的人,他們的藥沒了,睡不好,血壓高了,身體不舒服,心也還懸著。
也正因為如此,醫療站成立的第一晚,永森就開始調整藥單與設備。他知道,糖廠這一站不能只停留在應急層次,還得成為整個光復鄉醫療站系統的後盾。
接下來幾天,醫療的布局果然一路往外展開。
隨著救災人力愈來愈多,火車站周邊逐漸成了新的匯集點。清淤志工、救災人員、特搜隊在此進進出出,身體不適、創傷與緊急處置的需求也開始增加。於是,我們很快設置第二醫療站,位置更靠近人流,也更貼近災區前線,就設在車站附近的一處民宅裡。
再往後,第三醫療站則進一步往重災清淤區延伸,貼近那些最容易發生擦傷、割傷、穿刺傷與中暑脫水的地方。
在永森眼中,光復的三個醫療站從來不是彼此分開的三個點,而是一張慢慢張開的網。第一站守住全局,第二站疏通人流,第三站貼近傷口最密集的地方,前後之間彼此支援,後方與前線互相扣合,醫療的手才能真正往災區深處伸進去。
因此,藥袋爛了,藥師能耐心協助對藥;腳受傷了,護理師能立刻清創包紮;站點再往前推,清淤過程受傷的人,醫療團隊也能很快接手。那些看似臨時搭起來的桌椅、藥箱與動線,背後其實都有一條很長的來路。
那條路,是東區慈濟人醫會多年來進部落、進偏鄉、進山區,一次又一次把醫療送到沒有醫療的地方;也正因為走了那麼久,到了光復這場災難裡,我們的團隊才有辦法在最短的時間內,把一套能真正落實的醫療系統放進災區。
所以,在糖廠的慈濟醫療站亮起來的那一盞燈,並不是在洪水過後才突然出現的,它其實早就在東區人醫會多年行走的路上,一點一點散發出溫煦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