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場遇到無理取鬧的同事,非得硬拚到底?退讓不是輸而是贏了「大局」
職場與生活中,我們常為了「爭個對錯」或「討一口氣」而與他人死磕到底,就像獨木橋上寸步不讓的兩隻山羊,最終落得兩敗俱傷。科技公司高管因長期衝突積怨而釀成的喋血悲劇更警示我們:當內心的憤怒與委屈沒有被看見,人極易在失控的情緒中葬送一切。
職場與生活中,我們常為了「爭個對錯」或「討一口氣」而與他人死磕到底,就像獨木橋上寸步不讓的兩隻山羊,最終落得兩敗俱傷。科技公司高管因長期衝突積怨而釀成的喋血悲劇更警示我們:當內心的憤怒與委屈沒有被看見,人極易在失控的情緒中葬送一切。
許多非理工背景的文組生看見科技業分紅榮景時,常自嘲與高薪絕緣,但這其實是資訊落差造成的「認知世襲」。事實上,根據 Glassdoor 等最新數據顯示,科技巨頭有高達 43% 的職缺屬於「非技術職」,從專案管理、供應鏈、數據分析到跨國人才培訓,都需要大量的非理工人才。
二○二一年四月二日,清明連假第一天的悠閒早晨,被清水隧道的巨響猛然撕裂,整個花蓮急救體系被推入前所未有的考驗。臺鐵四○八次太魯閣號出軌翻覆,面對卡在隧道扭曲車廂裡的哭聲與血腥味,消防特搜隊率先衝入建立秩序。緊接著,在○二○六震後反思中建立的花蓮縣災難醫療救護隊「五人先遣小組」迅速進場,在最混亂的時刻測繪災難全貌、評估規模並回報資訊。後方則由花蓮慈濟醫院兩次啟動「紅色九號」大量傷患機制,集結超過三百名醫護與行政同仁,急診、社工室與精舍師父全員到位,承接起 OHCA 與重傷患的最終救治,也安撫家屬焦慮的情緒。那一天,從災難第一現場到醫院,各單位咬合起來的良能,將整條救命的線被緊緊拉直了。
清水隧道那一天
二○二一年四月二日,清明連假第一天,花蓮的早晨還帶著假日特有的鬆弛。有人正準備返鄉,有人打算往山裡或海邊走一趟,空氣裡有一種節日前夕的緩慢。
那天早上,誰都沒有料到,九點二十八分之後,整個花蓮的急救體系,會被猛然拉進一場前所未有的考驗裡。
臺鐵南下臺東的四○八次太魯閣號列車行經清水隧道北口時,撞上從邊坡滑落在鐵軌上的工程車,車體擦撞隧道壁,部分車廂出軌、翻覆。那不是一場還來得及慢慢判斷規模的事故,而是巨響之後,死傷立刻壓到眼前,車廂裡有人被擠壓,有人動彈不得,有人還在座位間呼救。
消息傳進來時,我第一個感覺不是震驚,而是一種身體先於思緒的緊繃:「這會是一場很大的傷亡。」
五人先遣小組
最先往前衝的是消防隊。
事故一發生,花蓮縣消防局最早抵達的特搜隊人員,幾乎沒有時間多想,望著清水隧道北口外,車廂扭曲變形,耳邊聽著隧道裡傳來的哭聲、呻吟和一陣一陣急促的呼喊。
第一批進場的人,面對的是一個混亂、擁擠、受困、流血、看不清全貌的災難現場。
那是清明連假的第一天,很多行政單位的人還在路上,衛生局的災難醫療救護隊也需要時間到位,可是傷者不會等,時間更不會等。於是,最早衝進去的消防隊員、特搜人員,一邊救人,一邊接下原本應由不同單位分擔的協調責任。
真正靠近之後,腳下是碎石、行李和零落的物件,空氣裡混著灰塵、油味和血腥味,前方是卡在隧道裡的傾斜車廂,後面是不斷往裡面送的人力,有人想把傷者往外拖,有人先蹲下來評估生命徵象,還有人轉身大喊器材,邊跑邊通報。
在那裡,根本無法先思考再行動,而是每個搜救人員都動起來,然後在最短時間裡把秩序找回來。
也就是在這樣的時刻,那支在○二○六震後反思中,一步一步建立起來的花蓮縣災難醫療救護隊五人先遣小組走進了隧道。一位醫師、兩位護理師、一位行政、一位後勤。這五人很快的測繪災難全貌,除了動手協助檢傷,也開始評估環境、判斷災點規模,然後回報資訊。這也是先遣小組最重要的任務。
他們蒐集的訊息只要慢一拍,後面的調度、分流與後送就會整段被拖住。也正因此,這支先遣小組的任務,就是在災難一發生時最先抵達的隊伍;衛生局啟動時,先由編制裡較靠近災難地點、較靈活的人力進去,醫學中心則守住後方,負責承接重傷與最終救治。
在先遣小組展開評估的同時,消防隊已開始把大傷器材卸下來,搭起帳篷,拉上布條,取出基本醫療用品,搭建第一個基本能運作的醫療站,讓傷者不至於一離開車廂,又散進另一團混亂裡。
最先到災點的人建立起第一道關卡,我們在醫院裡,接著打開第二道救災布局。
接獲通報後,我在第一時間指揮院內的緊急應變作業,並在上午十一點二十八分,啟動第一次「紅色九號」大量傷患機制,動員醫護同仁前往急診支援。急診室同仁在傷患到院之前先清出空間,護理人力則重新分配任務,醫師要到位,還有社工師、後勤同仁、志工全都得跟上,每一個位置都要有人,而且要快。
筆直的救命線
十一點半,第一輛救護車抵達急診室。
最早一批送進來的,是輕傷與中傷者。一位三歲男童頭部有撕裂傷,同行的外婆也受了輕傷;同車還有兩位慈濟志工,身上都是外傷。那時急診裡看起來還撐得住,病人一個個進來,醫護人員一個個接手,檢查、縫合、包紮、安撫,表面上仍維持著某種忙碌中的秩序。可是心裡也都知道,最沉的那一波,還在後面,因為嚴重意外事故的救援,不可能一口氣把所有傷患都送出來。
受困者得一個一個移出,受傷者得一個一個評估。車廂裡的空間狹窄,救援的人要進,器材要進,傷患還得一個一個的抬出來。也因此,真正考驗醫院承接能力的,不是最早到院的那幾輛救護車。
下午一點五十七分開始,短短十二分鐘內,連續六輛救護車抵達花蓮慈濟醫院,其中三位重傷患中,還包括一位OHCA女童。
下午兩點十三分,花蓮慈濟醫院第二次啟動「紅色九號」。
前後兩次啟動大量傷患機制,集結超過三百人,這時候的急診,不只是醫療現場,也是情緒最密集的地方。
除了需要搶救的傷患,還有一批批趕來找人的家屬,有人站在櫃檯前,聲音發顫的報出名字;有人拿著手機不斷重撥電話,眼神卻早已慌到失了焦;我們也看見家屬從新聞畫面裡認出可能的衣著,衝進醫院,只想先知道人是不是還活著。
四月二日那天,剛好也是「臺灣社工日」,因為是正常門診,社會服務室團隊全員到位,幫忙安撫家屬情緒、確認傷者流向、陪那些在最短時間裡被推進巨大不安中的人,一起度過最難熬的等待。
靜思精舍師父也很快送來便當、義大利麵、餅乾、糖果和飲用水。這些餐食雖不是醫療搶救的一部分,但在那樣的時刻裡,卻是膚慰家屬焦慮情緒的重要力量。
等到傍晚,大量傷患機制解除,各級行政單位主管、代表,以及家屬一批批進出醫院,我站在急診裡,看著那天一路留下來的痕跡,腦中最清楚的,不是哪一位先到、哪一輛車先進,而是從清水隧道到花蓮慈濟醫院,這整條救命的線,被緊緊拉直了。
消防人員與特搜隊先把人從最危險的地方拉出來送往醫療站;災難醫療救護隊先遣小組把資訊、判斷與醫療一併帶進災點並送出來,救護車在路上把時間往前搶,慈濟醫療法人林俊龍執行長在事故發生之後,就與一組醫護人員趕往醫療站,協助檢傷分級、依照傷者輕重緩急分流,醫院急診這端再把最後一道傷患的急救承接起來……這一切,不是哪一個單位單獨做成的事,而是一前一後咬合起來的結果。
那一天,花蓮縣於○二○六震後反思成立的災難醫療救護隊建制起來的制度與訓練,在這場災難事故發揮了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