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直覺外包給AI做決策真的可行嗎?利與弊一次看|《直覺鍛鍊》
在人工智慧逐漸滲透生活的時代,我們的思考與學習能力也面臨新的挑戰。AI能幫助我們追蹤偏見、修正錯誤決策,甚至提醒我們避免衝動行為。但同時,把決策過度外包給AI,可能讓我們的「生物直覺」逐漸退化。透過《直覺鍛鍊》提出的科學方法,我們能更好地理解直覺與人工智慧的關係,找到一種平衡...
在人工智慧逐漸滲透生活的時代,我們的思考與學習能力也面臨新的挑戰。AI能幫助我們追蹤偏見、修正錯誤決策,甚至提醒我們避免衝動行為。但同時,把決策過度外包給AI,可能讓我們的「生物直覺」逐漸退化。透過《直覺鍛鍊》提出的科學方法,我們能更好地理解直覺與人工智慧的關係,找到一種平衡...
退休後,很多人反而因為金錢、家庭和健康而感到更焦慮。理財作家嫺人在《有錢到老後》中提醒我們,不必事事追求完美,也不必跟別人比較,而是學會在有限的資源與時間裡,做出最智慧的選擇,享受每一次旅行、每一段陪伴,讓人生變得更自在、有溫度。
聰明人會查核事實並關注辯論,但他們也會利用自己的知識證明並合理化自己原先就存在的偏見。
圖片來源:Unsplash
編按:年節期間,愛莉莎莎和蒼藍鴿針對「肝膽排石法」的辯論成了沸沸揚揚的焦點,除了探究肝膽排石法成效如何、是否傷身外,這場激辯也引人思考:為何要阻止偽科學傳播如此困難?面對所謂的「專業建議」,人們應該如何判斷、而非淪為口水戰?
以下是《後疫情效應》作者、CNN名主持人法理德.札卡瑞亞,在觀察新冠肺炎期間人們應對防疫資訊的行為後的分享:
許多人之所以拒絕聽從有關2019冠狀病毒的專家建議,根本原因可能與科學的複雜性或有限的初始資料無關。許多人就是不信任專家,而且與專家的資歷無關。甚至在面對涉及自己健康的問題時,他們的態度也是如此。
在川普因為疫情大流行而宣布進入國家緊急狀態的一週後,三位政治科學家進行了一項研究,調查了具有代表性的一群美國人在這段期間的行為。研究結果非常驚人。他們發現,關於是否願意洗手、避免與他人接觸或自我隔離的最佳預測因子,不是居住地點或年齡,而是支持的政黨。
他們在結論中表示:「與民主黨相比,共和黨支持者配合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建議行為的機率較低,也比較不擔心大流行的問題。」並認為:「在行為、態度和偏好方面,黨派是比我們所使用的其他指標更一致的預測因子。」在那之後,許多研究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有些研究透過手機和簽帳金融卡的資料發現,即使在控制2019冠狀病毒案例地區差異的變數之後,投票給川普的民眾也比投票給希拉蕊的民眾更不願意進行居家隔離。
比消極忽視公衛措施更糟糕的,是積極的敵意。網路上出現愈來愈多荒唐的陰謀言論,把這次的疫情歸咎於中國企圖統治世界的陰謀、比爾.蓋茲及5G無線科技等。在大流行期間的短短十天內,英國的基地臺等電信設備發生了三十多起縱火或蓄意破壞的事件。
這些研究的發現非常可笑。即使在面對病毒這種攸關生死的問題時,人類也會從政治角度看待專家的建議。比起弗契等花了數十年研究傳染病的公共衛生官員,他們更信任政黨的領導人(川普)和黨派色彩鮮明的新聞報導與分析(福斯新聞)。這現象導致一些評論家對低資訊量選民(low-information voters)感到不滿,然而問題並不在於這些人無知與否。社會心理學家海德特(Jonathan Haidt)等人強調了動機性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的力量,也就是人類會根據偏好的結論建構出自己的論點。
一些研究發現,廣泛閱讀並仔細關注新聞的高資訊量選民(high-information voters),黨性其實反而更堅強。正如兩位研究過此現象的政治學家亞申(Christopher H. Achen)和巴特斯(Larry M. Bartels)所說,更適合的術語或許是「合理化的選民」(rationalizing voters),亦即,聰明人會查核事實並關注辯論,但他們也會利用自己的知識證明並合理化自己原先就存在的偏見。
這份研究呼應了啟蒙時期的哲學家休謨(David Hume)的論點,他將理性稱為「激情的奴隸」。理性是人類用來達到目標的手段,但我們的目標,打從一開始就是根據直覺而來。因此,美國正在面臨沃克斯新聞網的作者羅伯茲(David Roberts)所說的「知識論危機」(epistemic crisis)。
羅伯茲解釋:「知識論是哲學的一支,與知識及我們如何認識事物有關。這次的危機在於,身為一個政體,我們不再能夠學習或了解相同的事物,因此也無法採取一致的行動。」現在,聽取專家的意見、閱讀新聞和尋找事實,不再是中立的行為,而是充滿政治的舉動。